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第8期

温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列斐伏尔的城市批判理论一度是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话语。它试图在马克思早年的实践哲学语境中，揭示资本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异化机制，并建构以日常生活总体性革命为内容的人道主义城市乌托邦。曼纽尔·卡斯特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尖锐地抨击。这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方面，在城市属性该如何界定的问题上，他否认列斐伏尔以来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将抽象的实践同城市直接挂钩的做法，并认为应当在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等要素的结构性矩阵中，对城市进行阶级性的拓扑式分析。惟有如此，才能清除盘踞在城市概念之上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残余的资产阶级主体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在城市革命的动员问题上，卡斯特反对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对一元性的阶级斗争的过分期许。他指出，城市革命是社会多元群体，在空间构成性要素的历史性链接关系中，根据“情势”集体行动的产物。其实质，是跨阶级的多元社会反抗运动。应当说，卡斯特对列斐伏尔的诟病，既折射出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分歧，又预示着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在如何运用马克思经典论断以回应资本主义城市危机时，因“总问题”的差异而发生的言说路径转向。

关键词：列斐伏尔；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人道主义；转向

曼纽尔·卡斯特的结构主义城市批判与亨利·列斐伏尔的人道主义城市乌托邦，构成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言说范式。二者的分歧突显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在运用马克思经典论断，以回应日益严峻的资本主义城市危机时，因具体视角的不同，而产生的内部分化状况。其中既涉及，在城市属性该如何界定的认识论选择问题上，卡斯特以社会空间性要素的历史性结构图式为依据，对列斐伏尔在抽象的实践哲学语境中形成的人道主义城市观的质疑；又包括，在城市革命该如何动员的方法论取舍问题上，卡斯特以城市结构性“情势”中形成的跨阶级多元群体反抗为蓝本，对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层面所强调的一元阶级斗争策略的驳斥。应当说，卡斯特对列斐伏尔人道主义传统的批判，标志着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它意味着西方左翼思潮对城市问题的检视，已然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科学向度，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对其人道主义内涵的取代。

一、阿尔都塞VS列斐伏尔：城市属性的结构主义定位

卡斯特对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始于批判列斐伏尔的城市乌托邦思想。这源自二者在城市概念及属性的界定问题上，以不同的视角选择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式作为自身的理论依托时所产生的认识论分歧。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无异于一种零向量。即它是一个所有节点在其中都将自身吸引至遍及周边环境之所有事物的空间：事物、工作、人群。而在城市内所有的节点之中，时空向量，内容与载体之间的距离，都将趋于无。尽管这在实际当中是不可能的（乌托邦），但它界定了城市时空的辩证运动。”从中不难看出，列斐伏尔所谓的“城市”，不啻为日常生活的核心构成性要素在空间层面的总体性表达。作为个体现代生存境遇的地理性载体，它既是建构人类当前社会关系的“零向量”，又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乌托邦”。而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则显现为城市在历史维度的时空辩证运动。这集中体现在，一方面，处于当前历史阶段的城市空间与资本积累的节奏相适应。它以财富的原始积累为开端，而以世界市场处于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之下而告终。期间，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资本的空间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无疑是城市的主要特征。而在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又“保留了一种模式，即在同类性质的国家统治下，在资产阶级经济中，一个永恒的使用价值的原型不断抵抗交换价值的普遍原理。”以此为前提，不合理的社会形态就能发生激进的重组。而后者同时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和人类本质的全面性复归。由此，列斐伏尔城市思想的线索就浮出水面：他“从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的概念化起步，一路经过革命的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直到他对社会空间生产的主要论点。”据此可知，日常生活批判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城市观念是其基本的理论底色。

与之相反，卡斯特对此持尖锐的批评态度。针对列斐伏尔的人道主义城市空间辩证体系，他不无疑虑地指出，“如果存在压制性的城市和无空间的（乌托邦）自由，那么无能动性的社会决定性因素，和自发出现的条件性生产将遍及一切领域。届时，城市本身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属性将被抽离，而自由则成为脱离现实的形式化问题。……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空间像社会整体一样，导源于人的自由创造，并且是其欲求的自发性创造，那么关于城市的意识形态就依然发挥形而上学的作用。”显然，卡斯特对列斐伏尔人道主义城市乌托邦的质疑，集中体现为他对人类创造活动之自发性的否定。对于卡斯特而言，这无异于已然将被马克思弃若敝履，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延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主体哲学，重新纳入城市空间批判的消极尝试。而其判断依据，则来源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哲学观：后者通过指认马克思在1845年前后经历的“总问题”转向，试图在强语境中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清算过程，视作其理论的反人道主义得以确立的开端。对此，阿尔都塞曾明确指出，以扬弃费尔巴哈人本学“总问题”为基础，进而建立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如若不然，便会使“马克思倒退到在他之前的、产生于18世纪的意识形态潮流中去，从而抹煞他在理论上实行革命决裂的独特功绩，甚至往往使他变得可以为‘文化的’或其他的人本主义的现代形式所利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卡斯特才试图在结构主义的层面上，重新定义被列斐伏尔的人道主义立场“曲解”的城市概念。与列斐伏尔把城市当作资本空间生产的地理性节点相区别，他将城市视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并通过对其生产模式的社会学考察，提炼出如何以结构主义视角审视城市空间属性的纲要性方法：

生产模式是社会结构功能相联合的特殊实体。其本质是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统一。……不同体系与某种结构性元素间的联合与转化以社会实践为中介。也就是说，通过受给定结构的特定坐标决定的人的能动性。……这就意味着，不是从人的意识而是从他们的实践的特殊联合中产生新的空间效果。而这一特殊性又受结构的状态所决定。于是，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解释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由的解释，而是通过他们时常更新的给定结构的影响来理解。

其中，涉及卡斯特结构主义城市观的两个基本向度：第一，城市空间应被视为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要素，彼此链接（articulation）而成的结构性矩阵。作为一个体系性的总体，它赋予具体的生产方式以特殊的历史形式。第二，城市各要素间的空间性结构关系以何种面相得以显现，又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实践形式在具体情境中的历史性操作。而后者在卡斯特看来，则以最终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矩阵的经济实体（economic instance），即生产模式为前提。由此可见，卡斯特对城市属性的结构主义定位，实则蕴含着作为总体的城市结构同结构中的首位元素彼此之间的历史性辩证关系。在阿尔都塞的哲学语境中，这被表述为，“正是有结构的整体才能赋予简单范畴以意义，换句话说，正是有结构的整体才能够在一个长过程的末尾和在例外的条件下产生出某些简单范畴的经济存在。”换言之，城市可视为空间各要素的阶段性链接结构与结构中的首位元素相互赋值的过程性存在。而后者则以结构主义的共时态形式折射出城市本身的历史性意蕴。对此，卡斯特进一步指出：

城市像所有社会现实一样，是历史的产物。……它由以变化的基本维度，是社会阶级和历史角色之间围绕城市的意义、空间形式在社会结构中的意义以及与整个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城市语境、分层和密度等问题上的相互冲突的论争。……鉴于此，城市就被定义为社会意义的象征性表达，以及城市意义的历史性叠加。而它们总是由历史角色或要素之间的博弈与冲突过程所决定。

事实上，城市属性的结构性特质之所以能够引申出相应的历史性意义，同样是因为兼具结构性和历史性双重内涵的社会生产模式，对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单位的城市空间所具有的赋值作用。既然在结构主义的视域下，生产模式“并不是一般列为经济方面的（即严格意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指各种结构和实践的特殊结合”，并且“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形态的特征就是其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或环节的特殊迭合”，那么生产模式的历史性更替就与其结构重组的节奏相吻合。反映在城市维度，这表现为社会空间要素之链接方式的结构性转变与社会形态变迁的辩证统一。

为了更加深入地诠释这一问题，卡斯特对城市的一般结构性要素再度进行了细化，并试图发掘出推动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直接动因。鉴于此，他补充道，“社会结构性元素（即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笔者注）的空间性分布，……使城市成为意识形态空间、制度性空间，以及由生产、交换、消费等要素组成的经济性空间的集合。而所有这些又都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达出来。”不难看出，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链接而成的社会空间结构层次之下，卡斯特还指认了诸如生产、交换、消费，乃至政治操作和文化传递等一系列更为具体的要素对城市属性的建构意义。尽管它们是隶属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的次级要素，但其复杂的排列组合关系却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空间表现形态。这是因为，这些要素的结构性关联为能够改变社会关系的阶级斗争运动提供了直接的素材。对此，卡斯特进一步谈道，“城市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历史主体在该社会中的斗争。后者不仅涉及价值、期望和欲求等主观性因素，更取决于由生产力、自然关系、制度性遗产以及生产的社会关系共同形成的结构。正因为如此，城市的社会角色就能被归结为，由主体所操作的特殊社会方案，或替代性冲突方案的集合。……它们指向从根本上调整社会城市角色，或对‘城市’的历史意义进行再度定位的集体行动。”由此可见，卡斯特实际上在一般性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要素的结构性矩阵以及相关次级性要素更为具体的排列组合中，揭示了城市结构同主体实践之间的历史性辩证关系。而后者一方面指认了主体的实践活动处于城市一般构成性要素的总体性结构之内；另一方面又表明主体的实践将在相关次级要素变动不居的链接关系中，转化为具有变革意义的阶级斗争运动，从而促使城市结构不断发生历史形态的变迁。

值得一提的是，与列斐伏尔从主体哲学跨越至人道主义的城市乌托邦这一学术理路截然相反，卡斯特试图将抽象的人类本质及其连带的一般性实践置于具体的城市结构性要素当中，进而以主体实践方式同社会结构性要素间的历史性辩证关系为前提，清除附着于城市概念之上的资本主义人本学意识形态，并开辟出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不可否认，“就作为一种机制的城市人道主义的观点来说，卡斯特非常愿意让列斐伏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来推动，”但他反对列斐伏尔将表征人类本质的社会关系凌驾于空间结构的具体要素之上，并据此将其指认为“一种激进政治行为发祥地”的做法。对于卡斯特而言，只有从城市空间要素的结构性图式入手，才能为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城市问题奠定科学的基础。而这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城市斗争策略的深刻转向。

二、多元反抗VS线性斗争：城市革命的结构主义重塑

从理论旨趣上来看，卡斯特结构主义城市观的提出，还预示着它对都市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策略的重构。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列斐伏尔人道主义城市乌托邦的语境中，都市革命的爆发通常与实践性的个体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批判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日常生活既是乌托邦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意味着不仅要改变外部世界，而且，归根结底，要改变日常生活。”换言之，对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日常生活进行内在的变革，无疑是重塑城市这一“外部世界”的首要前提。它与列斐伏尔有关扬弃资本空间生产，并终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的学术理念一脉相承。对此卡斯特尖锐地指出，“‘日常性’，即社会生活，被意识形态的节奏完全掌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这只能是原因而并非是由经济最终决定的复杂的阶级性的结果。它与唯物主义的问题相悖，并且将重心置于‘人’而非他们的生产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技术性关系当中。”显然，卡斯特对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都市革命策略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一方面，将作为最终决定因子的经济要素及其连带的阶级属性排除在外的城市革命构想，是否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罔顾城市社会性要素之结构性关系的抽象人本学理念，是否能为城市革命的预期效应提供科学的依据？

对此，卡斯特明确指出，“所谓‘城市斗争效应’（effect of an urban struggle），指的是在社会关系层面的斗争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城市体系作为一种在劳动力再生产层面的经济关系的特殊组织，阶级的政治关系以及阶级的意识形态关系。因此，如果我们试图超越该过程纯粹内在的表征，就必须研究这些效应的产物，从而以社会实践的方式理解城市斗争扮演的角色。”无独有偶，与先前对城市属性的结构主义定位相一致，卡斯特对城市革命的理解，同样基于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要素间的结构性关联。只不过在这里他着重强调了对城市劳动力再生产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要素之于其他要素的首位意义。应当说，该论点完全沿袭了阿尔都塞的相关论断。后者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统一性……是由某种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为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也就是说，经济要素具有从总体上规定城市结构性图式的权力属性。而这在卡斯特看来，无疑折射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其中，阶级是由社会结构全部实体所定义的各种对立位置的组合，而权力则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以对立阶级或阶级群体为代价，实现其客观利益的能力。”因此，以转变城市结构性要素的链接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城市革命，其最为核心的实践旨趣，就是彻底变更经济要素背后的阶级关系。鉴于此，卡斯特断言，对于城市革命的操作路径来说，不存在任何人本学意义上的乌托邦构想，而只有“在城市的经济因素、政治关系以及意识形态模式共同产生的社会结构性效应，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辩证矛盾中，得以展开集体行动”。其实质，不啻为处于城市结构性情境中的阶级主体对城市总体空间布展的历史性重构。

问题的关键在于，该怎样界定城市革命的阶级主体，以及他们的斗争活动在何种意义上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针对上述议题，卡斯特尝试从城市斗争运动的结构性图式中获取相关的解释性依据。对此，他专门指出：

实际上，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城市斗争”整合于相同的层次，势必产生能够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形塑”的城市问题的意识形态，从而使我们忘记了生活不是“结构”而是实践；并由此遗忘了这些城市问题源于我们社会定位的不同意义。因此，任何一种“城市斗争”必须有其结构性内容的明确规定；且以其扮演的囊括不同社会阶级的角色为依据。

其中，卡斯特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城市斗争的外部基础，取决于社会结构性要素的不同链接层次彼此之间的拓扑性关系；第二，城市斗争的内在动力，植根于不同阶级群体在同一城市问题中发生结构性关联的方式。也就是说，以阶级斗争为轴线的城市反抗运动，是复杂的社会空间态势同具有不同阶级属性的差异性人群，在特定情境中相互作用并产生共鸣的结果。而所谓的“特定情境”，就是可能爆发城市革命的“当前时机”。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各个不同方面矛盾的交结点”，促使“这些矛盾都集中于受多元决定作用的影响，以及受各个方面关系失调和发展不平衡支配的各种关系的复杂结构里。因此，这种‘当前时机’也就是‘情势’（conjunction），其战略要点就是各种矛盾汇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通过对“情势”概念的挪用，卡斯特才逐步建构出多元主义的城市革命策略。对此，他进一步指出：“分析所涉及要素的多元决定作用，不是要素间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对一种结构性的揭示：任何一种要素都依据一种历史给定的等级与效力决定其它要素，并构成其链接与辩证效应的总体。……这是一种表征决定性关系的特殊结构，它解释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而后者又构成阶级关系的总体。”应当说，非线性的社会“情势”、受多元要素影响的跨阶级关系，以及决定城市空间走向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结构性关联，彻底颠覆了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城市革命的认知。此时，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为依据的线性城市革命运动，不仅在形式上被转译为社会多元要素的结构性“情势”所引发的拓扑性空间效应，更重要的是革命主体的阶级属性也被完全改写：它不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或工人群体，而是与劳动力再生产得以实现的集体消费过程保持结构性一致的跨阶级联盟。而后者在卡斯特看来，无疑标志着资本主义城市经济要素中潜在的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对大规模群众反抗运动的激化效应：

事实证明，引起劳动力再生产危机的国家经济干预机制，对作为整体的阶级斗争运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包含两个原因：第一，日益严峻的社会化消费矛盾，已然跃出工人阶级的范畴，转而扩散至所有的大众阶层；第二，由于人们面对相同的“城市空间”问题和城市社会问题，并且为统治阶级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已然泛化到小资产阶级当中，这就使城市斗争成为多元阶级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

毋庸置疑，作为决定城市空间属性的首位要素，为资本主义制度操纵的经济体系在劳动力再生产环节遭遇的瓶颈，及其对跨阶级社会反抗运动的触发，不仅佐证了城市革命的多层次结构性特质，而且还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种种矛盾已经在无所不在的潮流中从政治上表达了它们自己，而且它们的影响也已全面化了，或者说跨越了阶级。城市政治不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一种附带现象。”在这样的情形中，城市革命的任务，就不只限于对不合理社会状况的结构性重组，与此同时，它还需要整合分散的反抗力量，从而推动阶段性的斗争“情势”向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正因为如此，卡斯特才强调，“在所有层次上，群众的反应不仅是对抗经济剥削，更是对抗无法使其团结并建构新的社会联盟的体系。”如此一来，对城市革命前景的展望，就转化为对城市革命条件的考察。而这在客观上又意味着，对城市革命之预期社会效果的结构主义限定。对此，卡斯特专门指出，既然“这些新的效果不是来自人们的自觉意识，而是导源于受社会结构制约的个体实践的特殊组合，”那么“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就不是对形而上学的自由

的表达。与之相反，这无疑是它们持续不断的独特作用对赋予它们形式的结构施加影响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寓于可能性的社会修正能力从来不是无限的，……它总是局限在结构布展的不同阶段之内。”换言之，多元性的城市斗争运动是否能够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在卡斯特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关乎城市大多数群体如何实现跨阶级联合，并以此推动社会普遍民主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在最终的实践维度，他所谓的“城市斗争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它们的组织和目标的关键核心是草根民主；这些运动不仅基于城市，而且尤其将城市问题当作它们的冲突对象”。

需要强调的是，在有关城市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卡斯特与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传统都市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阶级斗争的策略选择，以及如何预测由此产生的空间性效应两个方面。而这又与他们分别采取不同路径，尝试解决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遭遇的实践性困境密切相关。对此，列斐伏尔也曾指出，“为什么没有构想出城市革命，而仅仅构想出工业无产阶级日趋工业化的革命？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主义初期没有规避神话、意识形态或乌托邦。……换言之，由此产生的所谓城市革命并没有体现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不同的地方。”与之相对应，卡斯特也认为，“把社会形式定位为‘社会主义’并不能说明它与空间的关系，反而它还会使研究偏离，并为形形色色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避难所，从而遮蔽了对新的社会形式的揭示。”问题的关键在于，列斐伏尔城市革命理论的失误，只在于他将阶级斗争笼统地等价于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并据此武断地建构出与抽象的人道主义理念相匹配的城市乌托邦。而卡斯特虽然指认了前者在方法论上的含混之处，并对阶级斗争的前提与效应进行了结构主义的分析，但他却认为，“能够使结构与实践、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建立历史性关联的阶级意识，其具体的产生机制，以及它作为社会变化之代理机构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是不可思考的。”这无疑表明，卡斯特的城市革命理论，最终逾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政治底线，并在结构主义的意义上，与资本主义的政治改良相契合。

三、结构主义VS人道主义：都市马克思主义的话题转向

卡斯特与列斐伏尔之间的理论分歧，是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就如何诠释并运用马克思经典文献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城市问题时，发生内部分化的真实写照。而其中涉及的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争，则进一步突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学内涵与科学性向度，在西方左翼思潮的演进谱系中依次作为主导性话语轮番登场的逻辑理路。换言之，卡斯特对列斐伏尔的批判推动了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模式转向。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考察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基本视角，从一般性的实践哲学到拓扑性的历史科学的转向。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城市观具有浓厚的实践哲学意味。对此，他专门指出，“城市策略意味着政治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区分，日常实践与革命实践的区分。也就是说，是结构（structure）与实践（praxis）的区分。而社会实践又被分析为工业实践和城市实践。如此一来，该策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把社会实践从工业实践中剥离出来并将其导向城市实践，从而使后者能够克服这条路径上的障碍。”由此不难看出，列斐伏尔城市乌托邦的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框架中，通过重塑个体实践的社会形式，转变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的城市空间景观。而这又导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内，人类自然生存样态被持续褫夺这一事实的指认。列斐伏尔谈道，“作为一个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扩张持续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它通过并依靠在世界市场压力下的城市化过程，依据再生产和重复的法则，彻底消除了时空性的差异，并破坏了个体的自然性时空存在样态。”其直接后果，就是人类本质的矮化，以及人类生存境遇的非人化。而在马克思的早期文献当中，这又被表述为，“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并据此在后者的实践哲学基础上，构建出以日常生活批判为出发点的城市革命路径。诚如其所言，惟有实践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由此产生的“新人”才“可以开始他自己生活的征战，重新发现或创造平凡生活的伟大；……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这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语境中，不啻为扬弃自我异化并实现人类本质复归的共产主义时代。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因此，列斐伏尔的城市乌托邦，就是人类实践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存在的自然主义在空间层面的辩证统一。

然而，卡斯特却认为，对实践概念的笼统指认，不足以解释现存的资本主义城市形态向人类创造的全新城市形态跃迁的历史必然性。在他看来，“一方面，每个城市都是多重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交织，并且在空间中存在一种关于分配与身份的特殊性混合与链接；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都具有矛盾以及仅具有自然倾向的一般法则体系。这表明，如果人们不通过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实践去反抗，他们就会使自身再度陷入资本再生产的逻辑当中。”显然，对于卡斯特而言，理解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分析马克思所谓革命性实践由以形成并产生积极社会效应的结构性图式。也就是说，只有当实践概念能够“表达阶级、生产、消费以及国家和城市之间的链接关系时才是有用的。”而后者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形态，对社会要素进行结构性整合的历史性表达。在马克思那里，这又被归结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由此可见，惟有在资本主义权力操控的社会关系性要素矩阵当中，才能揭示实践本身的历史性原象：它既是与社会关系的主体性生产相纽结的客观性前提，又是“在某一时刻被新的准历史行动者用来超越现存社会结构，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挑战既定社会生产模式的标记。”因此，卡斯特认为，与其抽象地谈论实践，不如揭示实践背后对人类历史起标识性作用的拓扑性社会关系。它作为诸要素得以链接的结构性图式，“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并折射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一般发展轨迹。这不仅表明实践哲学的意识形态被彻底清除，还预示着历史科学对城市问题的总体性揭示。

第二，是检视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基本方法，从一元性的理论直观到多元性的要素分析的转向。无独有偶，与实践哲学旨趣相对应，列斐伏尔建构人道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始于对资本空间再生产机制的总体性反思。其中，他既揭示了以财产私有和价值交换为核心的资本逻辑体系在日常生活层面产生的异化效应，又引申出以城市乌托邦为载体的社会化生产模式对资本一元抽象霸权的瓦解和对差异性实践空间的建构。换言之，列斐伏尔所代表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试图在资本空间生产的抽象一元性中，开辟出个体多元性实践得以可能的道路。从而，在具有政治意义的城市工人解放运动中，为人类本质的复归奠定基础。在马克思的语境当中，这集中表现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不可否认，“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确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哲学指向。但是，列斐伏尔将之纳入城市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依然囿于纯粹的哲学思辨维度，而没有揭示出它所蕴涵的现实性内容。就像他在分析异化问题时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不再是矛盾的绝对基础，相反，异化被定义为矛盾的一个方面，人的转变的一个方面。……这样，黑格尔用异化解释矛盾，而马克思用辩证的矛盾解释异化。”如此一来，对异化的扬弃及由此产生的城市乌托邦，就只能被视为抽象的“人”在纯粹理论性的辩证法中对自身解放的单方面期许，并因此脱离了它必须依托的现实环境。于是，“列斐伏尔就掉入了他依然否定的陷阱当中，也就是说，他对城市概念的解读，再一次使社会进程被城市观念的意识形态（即主体哲学——笔者注）所掩盖。”

正因为如此，卡斯特在检视城市问题的方法论选择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与列斐伏尔以理论直观的方式从资本空间生产的抽象一元性中直接提炼出人类实践的普遍多元性这一理路相区别，他认为对人类实践活动之多元性的指认，取决于对资本空间生产诸要素的结构性分析。而后者恰恰是列斐伏尔所忽视的关键环节。对此，卡斯特指出：

分析不能直接取材于城市结构诸要素的表观性影响，而应当从其内在的组织和发展趋势出发。……这包括：α：城市的既定样态，以及由遵循消费因素的功能、区域所表征的生产力发展状况；β：在空间化的过程中，与生产相伴随且独立于任何城市角色的交换因素；γ：在生产过程中具有空间优势的意识形态。这就把生产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据此牵涉出技术、经济以及生产单位等多重属性，……而空间中的实践，则仅仅是由此产生的社会间关系法则的现实化。

显然，卡斯特对多元性的强调，并非出自对资本生产之抽象一元性的笼统否定。与之相反，他在社会生产的结构性层次中，揭示出生产要素的多元性对城市多元实践活动的内在建构意义。前者无疑是作为人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它们在一定阶段表现为人类共同的活动方式，并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从而赋予社会生产以历史性的情境。而所谓的历史性情境，“就是在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实践系统”。“它们的次生效应所表现出的相对自主性”，则是其多元性的来源。因此，在城市问题中，不存在从“抽象的一元”到“普遍的多元”的跃迁，只有原本就以多元形式存在的社会构成性要素彼此间连接方式的结构性重组。至于重组的动力，则是复杂的结构性矛盾在特定情境中的不断激化。这又体现为，它“在复杂整体结构中的某些确定的地点引起了真实的斗争和冲突；冲突的地点可能根据当时各矛盾在主导结构中的关系而有所恶化；……直到这些现象产生出突变或质的飞跃的可见形式为止，那时就正式到了改组整体的革命阶段了。”用卡斯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够意指一种历史性替换的矛盾，对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表达。”如此一来，在对社会多元要素的结构性分析中，以城市为中心的人类解放及其由以实现的阶级斗争活动，就同时获得了现实性的依据。在卡斯特看来，这意味着主体哲学的意识形态被彻底清除。

应当说，卡斯特以结构主义的视角对列斐伏尔以来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话语模式的重构，明确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对空间结构的分析并不是社会结构分析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如同结构主义问题框架所指出的那样：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离开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就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阐述，……而离开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得到实践的支撑。”换言之，卡斯特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中，彻底颠覆了长期垄断都市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范式，并据此建构出对资本主义城市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构主义方法。但是，卡斯特同时强调，这决非是要贬低马克思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寻找新的工具，以有效回应城市中诸如阶级、变革、斗争、反抗、矛盾、冲突以及政治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它不仅意味着都市马克思主义之“总问题”的转向，而且预示了马克思经典理论同城市议题相结合的路径创新。

结语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纵然卡斯特以结构主义的方式为都市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转向奠定了基础，并建构出与人道主义传统相抗衡的科学主义城市批判学说。然而，他毕竟在有关阶级斗争和城市发展格局的判断上最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底线。从外部环境上来看，他对一元的工人政治运动丧失信心并对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愿景抱怀疑态度，固然与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工运和学运活动均告失败并惨遭驱逐的经历密切相关。但是，从更为深刻的层面来说，在日趋僵化的结构主义框架中逐渐显现的经验实证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遮蔽以及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歪曲，无疑是造成该状况的学理性诱因。而这一点，在他谈及《城市与草根》一书的社会反响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本书没有《城市问题》那么有影响力，因为我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意识形态追随者很失望，即使我明白指出，我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我无法再用马克思主义当工具来解释我的观察和研究”。由此可见，卡斯特的学术困境，恰恰就是结构主义的都市马克思主义自身合法性的限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