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形成的独特之路，主要表现在他的青年时期。恩格斯法律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家庭、学校、深刻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本人自身的多重因素影响使然。青年恩格斯洞见了经济因素在包括法律发展在内的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洞见了物质利益、私有制和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法律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我们找到了一把揭秘法律本质的重要锁钥。“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这一至理名言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法治的阶级属性。法治在理论和实践中表现出极端矛盾的现实状况表明，英国这个最文明、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是什么“法治国”。无产阶级要彻底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非人境遇，彻底挣脱资本主义法制桎梏，只能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经过了从单个人的斗争到组织起来的运动、从反对个别厂主到反对整个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合法到“非法”（暴力）的斗争形式的过程。恩格斯勾勒了未来社会法治的理想图景，那就是:要认真和公正地处理一切社会问题，努力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主要思想，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最高目的和最终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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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本主义法治的阶级属性：“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了一批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些启蒙学者告诉人们，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资产阶级“理性的王国”建立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替代。但是，革命胜利之后，这个“理性的王国”给它的“同胞兄弟”——无产阶级又带来了什么呢？他们曾经的美好承诺兑现了吗？是什么原因造成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青年恩格斯在深刻思考的严峻问题。恩格斯在英国经商期间，使他有机会聚焦英国这个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现实，观察工人阶级现实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深入曼彻斯特工厂区和工人区进行调查，以英国这个西方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的法治状况为研究对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献，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和资本主义法治的阶级属性。

英国宪法的现实状态是实践和理论极端矛盾的状态。恩格斯对英国的法治现实状态进行了深入地比较分析。他认为，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在一个时期是相当好的，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欧洲其他一切民族嫉妒和羡慕，每个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只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的人也都嫉妒和羡慕英国的这种状况。在英国不必为专制政治而恐惧，它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例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

800年来，英国的陆海军在自己的海岸上几乎没见过一个敌人，英国文学只有古希腊文学和德国文学能够与之媲美。在哲学方面，英国至少能举出两位巨匠——培根和洛克。在经验科学方面享有盛名的则不计其数。因此，如果有人问，世界上贡献最多的是哪一个民族，那谁也不会否认是英国，所有这一切都是英国能够引以为自豪的地方。恩格斯认为，从心理学分析的视角看，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权力的恐惧而产生的。罗马和东方帝国的君主暴政所引起的恐怖，使人们对这种纯粹的君主政体产生恐惧；人们对贵族政体和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的恐惧，对威尼斯和热那亚显贵的恐惧，特别是“马利乌斯和苏拉，克伦威尔和罗伯斯比尔，两个君主的血淋淋的人头，公敌名单和独裁专政，这一切已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政治的‘恐怖’”。这种对权力的恐惧，使英国人不是从一切国家形式都不完善，或者说都不符合人性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而是用不道德的仅仅是国家的形式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他们从此得出结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不道德的政体，把这三种不道德因素协调起来就能得出一个道德的产物，于是他们就创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是，作为英国人“杰作”的英国宪法，随着历史的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他的创作者也陷入了制度的罗网，这些制度使精神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表现。

恩格斯指出，需要从多维度而不是单向度地观察英国宪法。我们先从政治方面来观察英国，就有必要研究一下英国宪法，托利党人说英国宪法是“英国理性的最完善的产物”；中庸派认为“英国宪法特别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英国宪法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即保留了1688年革命所奠定的老基础。对此，恩格斯反驳到，只要简单地把1688年和1844年的英国人比较一下，如果再说两者的宪法基础是一样的，那就是荒谬绝伦的事情了。因为即使撇开文明的一般进步不谈，英国目前的政治性质已经和当时完全不同了。《宣誓法》《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等法案，其当时的时代背景、立法主体、立法目的等社会因素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初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已经发生了同样重要的演变，早已经物是人非了。事实上，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是一般君主制的完成，其构成君主立宪政体本质的那些内部矛盾，在现代英国君主政体那里已经发展到了极点。在英国，真正的贵族还能维护着自身的地盘，在大陆国家人为地恢复起来的并艰难地支撑着的“立法权的三位一体”——君主、上院和下院共享立法权——在英国却不折不扣地存在着。

恩格斯指出，英国人设计这种制度的道德基础：“三种不道德因素的协作就能得到一个道德的产物”，所奉行的“第一个原则是权力均等”。但是，这一原则并没有在英国宪法中得到贯彻。先看君主这一要素。根据宪法，君主是英国的最高元首，但是现实是，王权在英国实际上已经等于零。从理论上看，国王享有三分之一的立法权，现实的状况是，君主这一要素在实际上变得愈来愈不重要了。然而，他/她却在英国人的眼光中的意义愈来愈重大，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人更崇拜国王这个统而不治的人物了。英国人认为，国王这个名词就是国家的本质，正像神这个名词就是宗教的本质一样，尽管这两个名词什么意义都没有。再来看贵族（上院）这个要素。贵族并不比王权的情况好多少。“上院一百多年来不断遭受的各种嘲笑已经逐渐深入舆论，以致大家都把立法权的这一部门当做退休的政界人物的养老院，每一个还没有完全失去工作能力的下院议员都把上院议员的提议看做一种侮辱；既然这样，那末就不难想像宪法规定的第二个国家权力会受到怎样的尊敬。”于是，我们看到英国这种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国王的权力愈是削弱，大家对国王就愈是崇拜，同样，上院的政治影响愈是降低，人们对贵族就愈加恭敬。”对此，恩格斯讥讽到，英国人性格的这一特征表现了对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的崇拜，表现了这样一种荒唐透顶的固执观念：似乎一个伟大的民族、全人类以至整个宇宙，没有国王、贵族这个名词就不能存在一样。最后，再来看下院。事实上，英国的全部权力都在下院身上。下院在颁布法律，并通过内阁大臣们来管理国政。只要民主因素本身确实是民主的，那么在下院独掌权力的情况下，英国就应该体现出纯粹的民主政治——尽管立法机关的其他两个部门在名义上还会存在，但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问题出在哪里呢？恩格斯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实质上究竟是谁统治着英国呢？是财产。财产使贵族能左右农业区和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商人和厂主能影响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的代表选举；财产使二者能通过贿赂来加强自己的势力。财产的统治已经由改革法案通过财产资格的规定所确认了。既然财产和通过财产而取得的势力构成资产阶级的本质，既然贵族在选举中利用自己财产的势力，因之他不是以贵族的身份出现而是和资产阶级站在同等的地位，可见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的势力要比贵族的势力强大得多，真正进行统治的是资产阶级。恩格斯精辟地揭示了英国宪法的阶级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国宪法的状态是实践和理论极端矛盾的状态：这里是立法权的三位一体，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这里是两院制，那里是操纵一切的下院；这里是国王的大权，那里是下院选出的内阁；这里是世袭的上院，那里是为老朽无用的议员们设立的养老院。立法权的三个组成部分，每一个都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让给别的要素：王权让给大臣，即让给下院的多数；上院议员让给托利党，因而也就是让给了更广泛的阶层，此外还让给了决定上院议员人选的大臣们；下院则让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掌握权力的底气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巨额的财产！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宪法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英国公民权利的实际状况暴露出英国法律的虚伪和矛盾。恩格斯指出，英国是一个普通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在英国，个人在宪法本身的范围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这些权利之所以存在，或者是由于习惯，或者是由于个别跟宪法没有任何关系的法规。”恩格斯对这些“天生的权利”逐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第一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即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出版自由。有人认为，任何地方的出版自由都不如英国的出版自由这样广泛，这种看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不过，英国的这种自由也还是有限的，如诽谤法、叛国法和渎神法等法律都沉重地压在出版业者的身上。如果说英国政府对出版事业的迫害还不算多，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政府害怕因采取压制出版事业的措施过于严苛而丧失民心。第二是人民集会的权利。到目前为止欧洲还没有一个民族享有过这种权利，即“人民有为讨论自身疾苦和向立法机关请愿减轻疾苦而集会的权利”。这里已经包含着权利行使的一些前提性限制，那就是必须基于“自身疾苦”的理由和只能采取“请愿”的方式，如果集会的结果不是这种特定的理由和方式，那么这个集会即便不算直接违法，也可能遭到起诉。因为在英国，对集会自由最主要的限制来自警察权。从中央到地方当局可以事先禁止或中断以致解散任何一个集会，却不认为这是在侵犯英国人的天生权利。英国政府就是这样对待穷人、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因为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都是穷人，所以他们是没有集会的权利的。第三是结社的权利。在英国，凡是以合法手段追求目的的一切结社都是容许的。但是法律又对这一权利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即这类组织每次只许成立一个不设地方支部的大机构，成立慈善机构或以一般金钱为目的的机构除外，但须得到当地经营这类事务的官吏的许可。在这样的限制下，宪章派成立会社的申请就没有被批准。另外，结社还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这项规定只能对富人有利而对穷人不利，对富人则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富有的反谷物法联盟筹措几十万元易如反掌，而贫穷的宪章协会或不列颠旷工工会就因为无法筹措到一定数额的经费而无法成立。归根结底，所谓充分的结社自由仍然是富人的权利。第四是人身保护的权利，即每个被告（犯叛国罪的除外）有在诉讼开始以前交保证金获释的权利。这种权利也仍然是富人的特权。由于穷人交不起保证金，因此只得进监狱。第五是每个人都有平等地参与诉讼的权利，即每个人有权由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比如，穷人可以申请穷人担任陪审员来审判自己的案件。实际上，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他们的死敌来审讯的，这是陪审员的遴选资格的制度使然。在都柏林这个拥有25万人口的城市，合格的陪审员只有800人。在最近几次审判关于宪章派的诉讼案件中，审讯工人的陪审员都是富人，他们都是宪章派团体的敌人。至于有关劳资纠纷的诉讼案件，法庭总是偏袒厂主，导致“......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在这样的司法制度下，工人只有败诉的结局。厂主傲慢地对工人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可见，英国的法律是多么的虚伪和矛盾！尽管它宣称：必须尽力保护被告，因为被告和国王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英国的法律维护被告的神圣性而反对它本来应该保卫的社会。就像在斯巴达一样，受惩罚的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的笨拙。一切保护都反对它所要保护的人；法律要保护社会，但却攻击社会；它要维护被告，但却危害被告；因为很清楚，谁要是穷得雇不起这种讼棍式的辩护人来对抗官方的讼棍伎俩，过去那些为保护他而创立的一切形式都会对他不利”。这就必然导致一种结局：谁要穷得请不起一个辩护人或相当数目的证人，不论证据是否对穷人有利，穷人也一定要遭殃。

英国不是真正民主制的“法治国”。透过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恩格斯得出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如果从“法治国”一般原则来评判的话，英国不是真正民主制的“法治国”，因为理论和实践处在惊人的矛盾中。宪法所赋予的一切权力——王权、上院、下院，我们都眼看着消失了；我们看到，国教会和英国人的一切所谓的天生的权利都是徒有其名；甚至陪审法庭也只是徒有其表，法律本身没有实际效力。简言之，本身建立在精密确定的法律基础之上的是国家，现在正在摒弃和拆毁自己的这个基础。如果可以说英国人一般是自由的话，那么他们的自由就不是法律的赐予，而是反对法律的结果。因此，在英国，资本主义法治的阶级属性就是“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对于穷人是一条法律，对于富人是另外一条法律”，这是早已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这样的法治状态说明，全部英国立宪主义的舆论无非是一个弥天大谎，当它的真正本质有时在暴露得过于明显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用无数个小的谎言来弥补和掩盖。英国宪法的基础已在动摇。“资产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但是，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它会超出现行政治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五、挣脱资产阶级法制桎梏的力量：人民自己解放自己

1844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会见。这次会见奠定了他们在理论工作和世纪革命活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创造性合作的基础。他们之间密切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由俩人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以下简称《神圣家族》）。在该书中，他们认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社会中发生的变革愈深入、愈广泛，完成这一变革的群众也就愈多。列宁对这种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这种观点“尖锐而明确地强调指出了自己的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私有制是阶级对立的深刻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深刻根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富有）阶级构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这两个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有产阶级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种由私有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必然致使它走向自身的否定，即私有制在通过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自我觉醒才能知道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可是，鲍威尔之流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怜悯群众。所以批判爱群众，甚至将它是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批判的永生。批判本身变成了群众，置身于我们中间，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伟大——像天父的独生子一样的伟大”。批判的批判竭力否定工人阶级创造财富、创造历史甚至“创造人”的作用。他们认为，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因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回应道：“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工人创造一切，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们才什么也没有创造，他们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

鲍威尔们用救世主人口吻向群众宣扬“自由和解放”。鲍威尔们用救世主的口吻向群众、犹太人宣扬自由和解放，说什么“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什么程度的进展，他们就真正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他们有什么程度的自由愿望，他们就能获得什么程度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驳斥到，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欺骗！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条件，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鲍威尔之流囿于狭隘的眼光，没有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某些国家里，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他们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类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有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鲍威尔等人向犹太人指出，“尽管他们以为他们是在要求自由和要求承认自由人性，其实他们只是力争特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鲍威尔为了为自己进行辩护，用自由、承认自由人性、特权这些动听的字眼来规避某些问题。

对于鲍威尔之流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第一，这里所说的自由即政治自由。当犹太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宗教的时候，他正是在“从事政治”，而不是提出任何与政治自由相抵触的条件。把人划分为非宗教的公民和宗教的个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当国家摆脱了宗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是当作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第二，什么是承认自由的人性？犹太人的确真的是在力求承认“自由的人性”，这种“自由的人性”就是所谓普遍人权中得到典型的承认的那种最“自由的人性”。这种“自由的人性”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因此，人权并没有摆脱宗教，而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是使人有经营自由。可见，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第三，针对鲍威尔之流所谓犹太人要求解放的诉求只是为了“力争特权”的指责，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是把“特权的实际势力”和“自由的理论”对立起来，把“公法状况”和“特权的立法效力”对立起来。现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可见，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没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状况相对立。

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就把代议制国家看作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作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政治上的确认。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实行陪审制，不得不把平等选举原则当作统治的基础，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以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平等原则表现为在“法律上的平等”，而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只有“有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做陪审员。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平等、自由、人权的本质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掌控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压迫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在英国，立法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敌视无产阶级是法律不可动摇的基础，由此决定“忠实”于法律的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总是尽力使诉讼变得对富人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么法官就判处他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结案。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到法庭那里去，即便无罪，也会被法官“有罪推定”为罪犯而处以罚款；如果他付不出这一笔钱，就只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作“流氓”和“游民”送进监牢。治安法官偏袒富人的行为，在乡间已司空见惯。警察也是这样。贫穷本身已经使得无产者有犯罪的嫌疑，也剥夺了他应对行政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于无产者来说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所以，只要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无产者在法律面前是真正“多余”的。英国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1601年英国规定，旧济贫法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谁没有工作谁就应得到救济，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作权利而不是当作政府的“恩惠”，这使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1833年，英国议会就立刻着手来修改济贫法。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的全部或部分地依靠济贫金过活，立法调查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济贫法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它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导致国家破产，因此旧济贫法必须废除。

恩格斯对庸俗经济学家敌视穷人的人口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恩格斯认为，新济贫法的出台深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立法调查委员中有一些马尔萨斯派，他们认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他们把失业的人叫作“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马尔萨斯派这种敌视穷人的极端观点，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最终他们取得共识：“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1834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这个法律把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它制定各种严苛的管理规则，使送进习艺所的穷人过着“罪犯”般的生活，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生活的人。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所以穷人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那里去。恩格斯认为，这种法律效果完全达到了济贫法委员会的目的，但是它也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对此，恩格斯评论：这些“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行事的。可见，新济贫法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正是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所决定的。

宪章运动的扩展是工人阶级觉醒和权利意识增强的标志。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这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愤怒地起来反对这种违法人性的法制。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它不仅是一个最值得同情的阶级，更是一个最有作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现实作为和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以下简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被列宁称为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是一份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义正言辞的控诉书。英国工人的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劳动条件和社会地位，必然会推动它去为自身的解放，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恩格斯在介绍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社会主义理论的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

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发明和劳动创造了伟大的英国，他们一天天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地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权利要求，逐步成为议会中每一次会议的热点问题。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依靠个人的贫困发财的厂主们，却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阶级——代表全民族的阶级，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应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却不愿正视工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境遇。恩格斯用大量的实证材料揭露了工人们的境况：工人超长的劳动时间，超出他们体力极限的劳动负荷（特别是童工和妇女），恶劣的工作条件、非人的生活条件，悲惨频发的工伤事故，使英国的工厂成为工人们的真正“鬼门关”。

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大约在1817年，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孩子的健康。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后一个法律只是部分地被遵守而已。面对官方调查委员会，厂主们早已做好了准备，让“监工”扮成工人来应付委员会的视察、监督，使调查委员会不可能掌握真实的情况。尽管如此，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是令人愤慨。由此，产生了1833年工厂法，使厂主们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而不再干露骨的卑鄙勾当。但是，厂主们千方百计地规避和破坏1833年工厂法的案例比比皆是。英国工厂主早就发明了“半夜鸡叫”的勾当，“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这就是工厂制度！工厂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奴隶制，是一种新的奴隶制。

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方式是一个发展过程。工人阶级的非人状况，迫使他们极力设法摆脱这种境遇，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从而获得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经过了从单个人的斗争到组织起来的运动、从反对个别厂主到反对整个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合法到“非法”（暴力）的斗争形式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着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从初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转变。工人对资产阶级反抗的最早、最原始或许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会心理失衡。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种苦难？当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的时候，于是他偷窃了。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包数经常成正比。但是工人很快发现这样做于事无补。因为犯罪只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而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于是他们通过暴力的形式，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工人通过破坏机器的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针对的只是个别的厂主或现存制度的某一方面，而且这种“犯罪”行为立刻导致来自社会权力的各种各样的惩罚，工人阶级必须找到新的反抗形式。那就是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必须获得只有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权利。最初的工会长期以秘密的形式存在，他们要求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但是这种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和斗争成效。当1824年工人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在全英国发展起来了。他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工会宣布了他们的权利诉求：同雇主谈判，提高工资标准的罢工权；限制雇主招收学徒，使工人工资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设立基金会，使失业工人获得救助权。这些工会为实现自己的诉求，通常采取如下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代表送上一份请愿书，如果得不到结果，工会就下令举行罢工；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么就宣布总罢工。这就是工会合法的斗争手段。这种合法的斗争形式，遭到厂主的强烈反击：在局部罢工时，他们豢养工人中的“害群之马”[所谓工贼（knobsticks）]来破坏罢工。一旦工人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时，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工人就会受到法庭的惩处。因此，工人的“合法的”斗争不可能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资产阶级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使法律成为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不可能尊崇资产阶级的法律的，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宪章主义旗帜下，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伦敦工人协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它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极力反对。宪章主义者被迫号召“工人总罢工”甚至进行起义。当资产阶级很快发现工人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的时候，而且当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去争取权利而威胁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下令开枪。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了宪章派的“煽动者”，祭起“法律神圣”不可违反的旗号，把工人的起义镇压了下去。恩格斯评价这次起义的结果时说到，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断然决裂。“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核心构成是产业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 men”（工人），他们引以为自豪这样的称呼，并宣称：“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在斗争中，工人阶级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之所以贫穷，原因不是单一的，但是，最根本在于，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但是资产阶级却认为，无产者的正义要求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反抗，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资产阶级这样做的结果，又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放弃“合法”手段去和平地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那么，“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

六、未来社会法治发展理想图景的初步勾勒

从1845年2月到1845年底，恩格斯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德国。在此期间，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阐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了未来社会法治发展远景的初步构想，尽管这些构想还是粗线条的，但是，它充分表明，恩格斯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法制环境要比英国严峻得多：政府实行严格书报检查，集会和结社没有自由，政府颁布专制法令，设置秘密法庭，雇佣法官惩办一切胆敢用任何方式促使群众思考问题的人。但是，专制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并没有阻止社会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一批社会主义者的引领下，社会主义“在德国所占的地位已经比它在英国所占的地位优越十倍”。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法治发展理想图景的初步勾勒包含如下要点。

第一，刑法和民法等重要法律将不再存在。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管理机构必须管理的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个别方面，而且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一切方面。在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基础上，在消灭了个人和其他一切人之间的敌对现象的前提下，就可以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就使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很大一部分工作成为多余的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地方，在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的地方，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再发生了。刑罚会自行消失，民法也不会再存在，到那时就只是罕有的例外，且很容易通过仲裁机构来调解。警察机关和整个行政机关都专心致力于使战争保持隐蔽的和间接的形式，使战争不致变为公开的暴力行为，变为犯罪。文明让人们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从而尽可能地使警察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变成多余的东西。在利益的共同和一致已经成为基本原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里，战争和犯罪就可以避免。

第二，社会不需要战争，也没有常备军。常备军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耗费人财物的最大的设施之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谁也不会想到什么常备军。为了维持国内的安宁吗？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是为了自卫吗？统统不需要常备。一旦发生战争，这个社会的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

第三，实行免费教育，使每一个人都有获得公平的教育权利；实行普遍就业，保障劳动就业权。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义务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社会使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这样也就使每个人有机会和可能从事各尽所能的工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人失业，人的劳动保障权就可以充分得到保障。私有制条件下的赤贫者、流浪者将会转变为文明的、自食其力和勤勉的劳动者。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终将被扬弃，劳动将会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第四，实行资本累进税。要彻底改变到现在为止一切分担得不公平的赋税，采取普遍的累进税制度，使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负担社会的管理费用，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用社会财产来为全社会谋福利。

第五，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恩格斯指出，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应尽力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和平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就应当认真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应当努力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恩格斯关于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他的人的本性的思想，是他和马克思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不论是恩格斯1847年6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纲领性文献——《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还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把它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目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最高目的和最终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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