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构境论：监狱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与张一兵“构境”的他性对话

朱启惠

（文章原载《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2018年卷第135-159页。）

 

摘  要：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范式的东方式监狱学批判理论—改造构境论，其构境缘起于对张一兵原创的构境论思想的批判性指向的追问。而如果把追问方式从批判性张力在哪里转换为怎样产生，那么它将透视出一种“不可见的到场性批判”，并且构境本身即是更为激进的批判。同时，通过对监狱学语境中的罪犯教育话语事件场与犯情分析认知场的构境式分析，笔者发现反—存在是构境突现的另一个隐性支撑点，并与存在—构境构成“警—囚”构境矢量关涉场（矢量三角的关涉场境）。而作为矢量合力的艺术事件则为反—存在层级之上构境突现的批判性超越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构境；反—存在规训；矢量关涉场；艺术事件

 

A theory of criminal situating: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in thecontext of prison Science

             ——Theother dialogue with Zhang Yibing’s theory of situating

 

Abstract:  As a kind of Oriental critical theory ofprison——a theoryof criminal situat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Paradigm. Theoriginal situating comes from Zhang’s critical asking of his original situatingtheory. If we ask the way from critical tension from Where to convert How toproduce, then, it will be able to see a kind of invisible criticism where beingon the scene. Moreover, the situating itself is more radical criticism. At thesame time ,through the situating analysis of the field of prison’s educationdiscursive event and criminal situating cognition, I find that thecounter-existing is another hidden support point of the bursting of situating;And constitutes with the “existence-situating” of concerned field of situatingvector about police and prison; Art event as a resultant force is possible tobe a critical transcendence of the bursting of situating on thecounter-existing level.

Keywords: situating; counter-existing; discipline; concerned field of vector; Artevent

    长期以来，监狱学理论研究在刑事法学中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地带，尤其在基础理论研究中甚为薄弱，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理论空白。目前为止，监狱学基础理论中面向内部主体向度的罪犯主观世界研究的论著有吴宗宪的《罪犯改造论》^[1]、陈士涵的《人格改造论》^[2]；而面向外部客体向度的监狱场运行机制研究的论著有张晶的系列作品《中国监狱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正义实验》、《走向启蒙》、《深读矫正》^[3]、于荣中的《监狱安全论》^[4]、刘崇亮的《范畴与立场：监狱惩罚的限制》^[5]和叶春弟的《监狱功能的边界》^[6]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成果。笔者作为一名长期在监狱基层工作的民警，通过对现实工作实践中一些问题与现象的不断追问，试图以南京大学张一兵的“构境”（situating）这一原创的核心哲学范式与福柯话语的斜视为切入点整合主客体向度，并在关涉性场境存在基础上提出一种监狱学批判理论——改造构境论的构想。这一理论构想的构境缘起于以下几个反思性构境激活点：其一，在一次罪犯心理矫治个案督导工作例会上，监狱基层监区民警、心理督导专家、监狱职能科室领导面对同一个案例文本，对于所涉罪犯为何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其二，我们在犯情分析会上经常会说，“对于罪犯要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我们看到的真的是罪犯的本质吗？其三，监狱理论研究中叙事研究的理论合法性何在？（这是基于对贾洛川教授关于《监狱理论研究方法——对监狱叙事研究的思考》一文中的相关理论中的构境突现。^[7]）其四，什么是管教气质？为什么同样一句话，不同民警的教育谈话，罪犯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改造工作要靠悟性，这个悟是怎么回事？（在日常工作实践中，在与监区领导的业务工作讨论中的构境突现。）那么，“改造”与“构境”是怎样生成监狱学批判理论构想呢？笔者将借助“构境”理论与福柯的相关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布展本文的思之构境。

    一、改造构境论：“科学认识罪犯”到“回到罪犯本身”

    “构境”（situating）是张一兵在2007年提出的核心哲学范式，其概念被表述为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8]正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写中，张一兵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塑形^[9]、关系构式^[10]、创序驱动^[11]和功能性的筑模^[12]之上的人的不同生存层级，以及与这些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生活构境。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主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下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地重建；当然，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像^[13]与伪构境（幻象）^[14]同体共在的。而与上述社会历史构境同构的思想构境是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场境存在之上的意识瞬间突现建构论，其主张，所有的理论活动都是当下建构与解构的现实思想活动，我们的任何一次研究、任何一次认识，都不过是我们基于既有的一些学术立足点和学术记忆点而激活起来和当下发生的认识活动过程。^[15]与现代性的结构主义逻辑不同，构境理论不再是留在某一种线性关系系统的统摄、先在理念支配构架之中，思想构境即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一个人、一个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

从其理论特质来分析，接近于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本有论：其一，最重要的起始性转换为在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从现成对象的“什么”（Was）转向功能性的“怎样”（Wie），这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自觉。^[16]其二，其受到格式塔突现的场境论思想影响较深。其三，构境论的“境”是对东方体知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重构，“境”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范式性概念。^[17]东方文化是情境化、意境化、诗境化的。^[18] “构境”中的“构”，实际上就是成境时的那个突现场境发生。^[19]从层级上来说，塑形、构式、构序都只是构境的前期物性场境存在，境是最后在人的最高存在层面出现的突现状况，以及精神层面和艺术感知层面构境，构境不过是人的存在层面的一个最高点。^[20]由此，本有与构境在一种消解西方理性逻辑的意蕴上深深地相遇了。

㈠  构境”之马克思历史现象学追问：不可见的到场性批判

基于此，笔者试图尝试提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监狱学理论范式的东方范式。而这种东方范式的构境突现缘起于对张一兵构境论的批判性指向的追问。其对于构境论的批判性张力在“什么”地方产生了一些困惑，而我认为如果把追问方式转换为“怎样”产生批判性张力，可能会找到批判性的“何所向”。也就是说，构境论作为一种“怎样”的二阶运思，本身是包容的，没有明确指向，而只有当其与某一特定社会历史领域相结合，才能生成一种批判性张力场境突现——“不可见的到场性批判”。这里我将通过多重递进追问来做一个深入的构境布展：第一，其不能通过对象性的“看”来直达，而只有深入到特定社会历史领域中才能被透视性“到场”；张一兵在此似乎也陷入了其所批判的“存在”之遗忘中。

第二，只有在塑形、构序、构式、筑模、事件之异质性思境，情境的生成、复构、转换、断裂、差异、争执、冲突、抵抗、破碎、透视、症候之中构境才会突现“到场”，而这种突现就是一种微观批判机制。更深层的构境为：一是，从塑形、构式、构序到筑模依照不同功能层级构形了构境布展的逻辑拓扑网络，而无意识发生的“事件”这一逻辑射线的介入则成为这种思想、理论生产方式格式塔转换的动力学机制。二是，入境即重新构境，其本质为构境的逆向逻辑模拟建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构境突现是基于一种由下而上的塑形、构式、构序、筑模的格式塔转换，而入境则是当下通过直达式把捉曾经可能发生的构境突现的这一存在高点所产生的高峰体验状态，进而由上而下的透视出其上述前期物性场境存在的逻辑建构拐点。这一超越西方理性逻辑的直达式把捉就是东方式的“悟”。因此，构境式解读对于个人有更高的要求。

第三，突现“怎样”地生成批判了呢？这里可以借助于高等数学中二阶导数的数理运算逻辑，在与不同功能层级构形的社会生活空间同构的抽象的思想、理论逻辑中构建空间场境存在的基础之上，构境“怎样”突现的历史性生成过程作一个更为精准、深入的构境式分析。如果把“怎样”之思看成思“什么”对历史性生成的一阶导数，那么，构境即为“怎样”之思对历史性突现的二阶导数，此处的历史性即为非物理概念的时间。由此，在思想、理论逻辑回路这一曲线运动的历史性生成过程中，当某一逻辑（切）射线穿越曲线上的某一点并导致曲线的凹凸性（逻辑凹点与凸状质性）发生突变时，这个点即为拐点。进而，拐点出现的同时——构境突现，也就是说，当“思”的二阶导数为“0”时，这个“0”即为构境，表征了人的精神层面最高层级的非实存的范畴，也就是老庄哲学中的境之空无。更深层次地说，当一个构境域、面、层之中存在更微分层级时，也就是“思”的二阶导数为“0”，而三阶甚至更高阶导数不为“0”时，则可以对“思”本身的历史性生成过程作高阶求导，以把捉更微分层级的构境。例如，其一，“塑形”并非凝固的刚性结构，而是一个功能性的当下建构与解构的动态情境，这一过程可以看作特定区间曲线的运动轨迹；而当事件这一逻辑射（切）线穿越并显现那个曲线“拐点”的瞬间——构境突现，也就是说掠过“拐点”的那个微分运动瞬间就是构境，其为瞬间的建构与解构。在这一“再活化”的特殊过程中，塑形活动本身即为事件（逻辑切/射线），而曲线运动（思想、理论逻辑回路）的发生学“原点”即为“拐点”，在“拐点”前后的曲线凹凸性即为认知意义上的逻辑凸状与逻辑凹点转换关系。这是张一兵指认的存在论顶层构件——高点，并是比海德格尔、德里达更为激进之处。此处，需要注意的是，高点并不同于拐点，而只是在格式塔转换过程中的一种瞬间叠合；并且，高点关涉生命本身，而拐点只是抽象逻辑建构凹凸性的突变。其二，当把“塑形”这一动态情境本身在一种格式塔式的筑模转换突现过程看作一个曲线运动时，那个掠过“拐点”的瞬间同样即为构境突现。话语塑形中的抵抗、词语塑形的格式塔转换中，张一兵对转译学术关键词的重新塑形与海德格尔的构词赋义法即是明证。

第四，我认为此时张一兵没有进一步透视这个“更为激进之处”——构境本身即是批判。这种批判就来自于构境与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复杂互指关系中：一方面，曾经的构境在新的存在层级和认知阶段上被重识为伪构境现象，这是张一兵指认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从更深层次地反向思考来看，存在着伪构境（幻象）本身是构境，而重新认识的构境却是伪构境（幻象）的可能性；构境与伪构境并不是简单的存在层级的线性递进，而是存在着反复性、偶然性、复调性，甚至可能异轨式的在反—存在层级产生“反—构境”（黑暗构境），这样一种存在与认识的复杂性即为“怎样”地批判之所在：批判不仅仅是否定，而且还包括理解、深化、对话争鸣甚至于异轨式突变，进而，每一次的构境即是对前一次构境的批判，也是后一次构境批判的可能性前提；构境群现，批判不止。

此外，笔者认为，与伪构境同体共在的他性镜像中的“镜像”可以进一步深化为内居性的“境象”；具体来说，其一，张一兵此处将从拉康原创思想构境中借喻而来的“他性镜像”指认为自我意识（主体性）对于他性学术思想逻辑的一种无意识现象自居（认同），其本质为虚假性（为拉康所否定）的对象性关系认同；其二，由此可见，这一刚性的关系认同并非情境化的关涉性内居融合；更深一层分析，拉康意义上的“镜像”作为一种本体逻辑上的哲学隐喻，意象性地实现了一个自欺性的格式塔转换想象场，这个新的建构物就是他者（即他性）。^[21]故而，他性镜像作为自欺性的想象场境存在是为与塑形、构式、构序等构境的前期物性场境存在处于同一位阶，进而，与构境、伪构境处于不同位阶；其三，当“镜像”深化为“境象”时，此中的“境”则更为精准地表征了想象场境格式塔转换的突现瞬间状况；正所谓“境生象外”，由此，“象”即为塑形、构序、构式、筑模、事件等功能性情境之不同构形的抽象一般，一种东方文化的范畴表征。例如，《乐记》专门设有《乐象篇》以探讨音乐立象的问题。“声者，乐之象也。”这里的“声”指构成乐象的基本要素，即五声、六律；五声是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下，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模拟自然声响而获得，经过有序的组合而成有序的乐象，营造出一个个美妙的乐境。^[22]可见，对于特定社会历史存在之上人的生活构境与思想构境以及特定思潮的历史构境的把捉是极其困难的。

㈡狭义改造构境论：“警—囚”关系构式中的异托邦构境之解构

那么，监狱工作实践中的“改造”是“怎样”与“构境”生成一种深层的逻辑构式构境呢？笔者将从以下几层构境布展来阐述分析：第一，改造就是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而更为复杂特殊的罪犯改造则是要在反—存在层级之上实现其思想意识的转变。第二，要实现罪犯思想意识的转变，首要的就在于把捉其“怎样”思考、言说的深层（反）逻辑筑模（生产方式），而这一过程其实就是民警通过谈话、分析等中介手段当下发生的对于罪犯曾经可能存在的历史性突现的生活构境、犯罪构境的重新模拟建构活动。第三，在民警对罪犯思想的重新构境基础上引导其实现反—存在层级的翻转，进而在一种存在的高峰体验状态中实现其思想意识的异轨式突变。在此意义上，“改”为解构，“造”为建构，改造就是意识瞬间的建构与解构，由此，改造即为构境。

基于此，尝试将构境论置入监狱学领域生成一种东方式监狱学批判理论——改造构境论。与此同时，同样处于海德格尔式存在论意义中的福柯理论话语作为一种侧目斜视成为改造构境论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背景。改造构境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构境圈层：其一，广义改造构境论主要关涉范围为更加基始性的监狱生命治安场内部运行机制、监狱场与刑事司法、立法场的一体化运行机制、监狱场与其他社会实践场的交互作用发生机制等等，笔者将作另文展开。其二，狭义改造构境论主要关涉范围为监狱场内部及与其他各种社会实践场交互作用的场境存在基础之上，“警—囚”关系构式中的思之构境，或者一种监狱学理论的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与建构性本质。

现就狭义改造构境论的理论质点作一初步的阐述：其一，入境的基始性构境：从“什么”（Was）转换为“怎样”（Wie）的方法论自觉。这里存在着二个构境层：第一层为将对象性表象认识论深化为内居性构境论；前者对应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罪犯“矫正”，就是把罪犯看作一个对象性的个人实体，并针对其本质上独立客观自在的“犯因性缺陷”这一表象因素开展改造活动；或者其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基于“主—客”二元关系式的哲学本体逻辑座架的罪犯“循证矫正”，即为强调在矫正工作者、研究者与罪犯的测量评估（互动关系）中生产（建构）最佳矫正证据（意义），并以此来对罪犯开展改造活动。由此，当我们把罪犯个体作为认知对象通过科学认识将其抽象为一些具有“犯因性缺陷”因素或最佳矫正证据之类的数据、评价、措施的表象逻辑集合体的石化存在者（什么）的时候，恰恰遗忘了更加基始性的罪犯生命个体存在之“怎样”。而后者则成为一种东方式“体知”罪犯（监禁）生活构境和思想构境的可能性路径，换句话说，就是“警”内居于“囚”之生命活动中，并拟复构“囚”之（监禁）生活构境与思想构境之“怎样”的生成。第二层为对于自身“怎样”言说、思考与写作的话语塑形方式、价值立场要有自觉性内省。

其二，入境（读）：何以“回到罪犯本身”。这里可以分为两个递进式构境层：第一层为异托邦构境的逻辑凹点反射。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23]作为一个反向存在论的观念，是现实的颠倒性存在，对现实构成威胁的一种他性空间。借助于拉康镜像理论中的小他者^[24]（a1）的投射关系，异托邦的深层构境意义可透视为：在我现实存在的身体上，我无法直接看到自己（面容），我只能在镜像这一他性虚拟空间中重新建构自己的形象。^[25]真实，总是通过虚拟的他性空间反向建构起来。同时，这种作为他性空间的异托邦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三维存在，更是一种社会生活“关系网”式的关系构式物。监狱场境存在即为这样的一种异托邦空间，而“囚”即为一种反向存在。由此，入境必然是通过一种复杂的逻辑反向拆解来进入，这是“警—囚”对话发生的导引性构境。第二层为“警—囚”思之构境的完全还原之不可能。罪犯原初的生活构境与思想构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里的“客观存在”是极其复杂的，其并非一种简单线性的锁定、封闭的一义性的客观立场，而是一种多义的、有着多重复杂性的历史性突现。第一，站在“囚”之主体视位：当其突现一种原境后，该构境在建构的同时瞬间就解构了。而当“囚”在立足于当下的生活情境来复构曾经存在过的构境时，这一重新构境就会与原境产生一定的间距。同时，“囚”在监狱权力场境存在中还会将其主观心理意图衍射为：表演性、表现性、现身性、秘密性这四种类型^[26]的话语（文本）。此外，甚至还有一些思境是连“囚”本身都没有察觉的，但却是无意识发生，需要经过透视性中介才能显现。第二，站在“警”之主体视位：则是通过两个层次来“入境”（读）囚；一是，直接去“读”。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对自己的思想逻辑筑模、学术认知构式、社会生活情境、价值立场等有自觉的内省，由此，在“警—囚”对话构境中“警”也会因自身的主观心理意图生成上述四种类型的话语（文本）；二是，经过“警”（自己与他人）之思（理解、思想、理论、授课、培训等）的中介来“读”，这将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多重构境—拟构/复构过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并不同一于“囚”之客观存在的原初思境，而只是民警重构的理解之境。因此，入境（读）不是一种逼近式假想还原，而是显现了意义的生产性即为“囚”之思境转变与反思及“警”之于监狱学研究的深入，这也是监狱场域认知生产的构境缘起。

其三，“警—囚”思之构境历史性突现的复杂机制。在对张一兵指认的一个原创性思想家的思想构境转换的历史性生成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警—囚”思之构境中竟然也存在着相似的构序：第一，“警—囚”呈现为一种双向并行的思想构境转换与互动，并围绕着对于规训话语塑形（以及深化版生命政治话语）的“认同”与“抵抗”的争执性展开的。第二，“警”之思想构境的转换为：在对监狱工作经验丰富的带教民警或者监狱学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他性镜像认同中试图打开“囚”之思境，然后通过对监狱权力场和学术治安场的自觉内省的争执性抵抗中逐步突现自己的自主性思境，并在最后可能产生自己的创造性思境。第三，“囚”之思想构境的转换为：在经“警”中介受动性入境后，从对规训话语塑形的伪装认同到争执性抵抗，然后深化为对于规训话语塑形抵抗中的超越，进而批判性的艺术构境则为这种超越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构境星丛^[27]的密集汇聚与消散主要发生在罪犯教育话语事件场和犯情分析认知场中。

    二、教育塑形：当下构境发生的话语事件场

    教育塑形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警—囚”关系构式中的思之构境发生的复杂机制。从其具体表现形式来说，主要是通过“警—囚”之间的言说、书写等言传身教的中介物性手段以达到教化（塑形）罪犯（逻辑筑模）之目的。但是，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却并非可以直接达及，因为，我们可能并不理解他们的言说。尽管每个字、词、句我们都认识，但是当生成语句、段落时，我们会认为这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不知所云；显然，我们不可能直接进入罪犯的思想构境，而是要通过“怎样”言说的方式入境。这种“怎样”言说的方式即为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事件”。在青年福柯看来，话语的核心不是一种连续的语言系统，而是一个言说事件的突现式场境发生。话语言说事件发生于写作和语句生成的瞬间构境之中。^[28]话语言说事件只是在自身的活动“有序、对应关系、位置、功能、转换”中生成的话语的塑形。^[29]话语塑形指向的不是一个凝固化的刚性结构，而是在话语实践中的“布展的系统”中当下建构和解构的动态功能情境。^[30]下面，笔者就教育塑形中几种具体的教育类型的构境发生机制作进一步深入的阐述分析：

㈠  别教育：规训话语塑形之“认同—抵抗”复调构境

罪犯个别教育是我们主要运用的教育改造方法，其本质为在“警—囚”关系构式这一监狱规训场境中存在基础之上，以观念性的规训话语实践的策略塑形布展为对话构境支点的复杂机制。福柯对于“权力”的认识完全是在运用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发出追问，即追问从“什么”向“怎样”的转换。^[31]他说，在“在权力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将权力视为一种可以直接占有的东西，像“拥有财产一样”占有它，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可能只是一种在其怎样的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效力和关系”中存在的部署；它只是“在行动中存在”的场境突现，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关系”。^[32]在监狱场境存在中，规训权力即为“警—囚”在规训机制作用下的场境突现，一种看不见的“警—囚”规训权力关系构式。规训机制主要为三个环节构成：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把这两项技术结合起来实施的检查机制。而个别教育则是监狱场域中“警—囚”规训权力关系构式的一种观念性映照与话语塑形呈现方式：首先，这一呈现方式就是话语实践，在福柯看来，“这种‘实践’，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怎样行动与思考方式”；^[33]其次，话语实践塑形了一种全新的对这些当下塑形和解构话语事件的支配方式——这就是话语实践中发生的隐性策略塑形。^[34]其三，策略是话语塑形关系系统中的客观布展，并且它恰恰生成于不同话语运作的分歧点。^[35]这一塑形系统是一张动态社会中自我生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它制约着话语事件的系统与其他事件、转换、变化和过程的系统连接原则和“沟通模式”；塑形系统的活动性表现在建构起关系的各成分的层次上发生着作用，与此同时，话语实践反过来也在改变这些关系。^[36]由此，个别教育在规训话语实践的策略塑形布展中发生了复杂的对话构境——“认同—抵抗”之复调构境。下面，我将从“警—囚”之双向主体视位分别展开构境式分析。

首先，“囚”之主体视位思境的批判性透视。其一，“囚”之认同分为本真性与伪性认同。其中，伪性认同又可细分为伪性认同I和II。前者为对规训话语塑形的同一性表象误认，后者为表演性功利认同。其中，这里更深一层构境意义为：第一，伪性认同I为对于表象性规训话语祛序的伪构境的他性镜像认同。例如，很多现役部队、武警转业及警校毕业生在教育罪犯过程中，会有爆粗口的习惯，但是罪犯却非常“吃”这一套，比较服气。这里其实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构境层：首先，对话语的“陈述”^[37]作一个理论阐述，作为话语原子的“陈述”是话语中的功能性构序，它是当下发生与突现的，任何对陈述的记录都是那个建构功能的僵尸。陈述不是一种独立出现的话语功能，而是一个个功能性的有序性凸显出来的复杂的织。其次，这些爆粗口的话表达了一种没有教养、不遵守纪律的意义（反规训的表象），而这种表达恰恰是规训话语“陈述”构序的一种反向祛序。而罪犯作为反存在，恰恰认同的即是这样一种存在中的伪构境（幻象），所以比较服民警的教育。第二，本真性认同和伪性认同II之构境缘起竟然就是规训话语塑形本身。前者是对规训话语塑形的他性镜像（拉康镜像理论中小他者II意义上的）认同，但其本质上是“无思”。而后者是对规训话语塑形的内省性否定后的表演性认同。这里存在着更深层次地批判性透视构境：表演性话语本身“怎样”的陈述就是与规训话语同构的体现。这一与“规训”的同构性的关系意义为：这是为你好，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受到处罚；如果表现好的话，你能获得应有的司法及行政奖励。规训话语本身构序了罪犯的伪性认同II。似乎这就是我们称之谓对罪犯教育谈话效果好的标准，真是无奈与悲哀。

其二，为“囚”之抵抗。从本质上来说，抵抗本身就是规训话语布展的策略塑形，其恰恰是通过不可直观的衍射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布展的，尤其是，这种布展越受阻碍越会通过弯曲和变形实现传播。^[38]这种从物理光学中借喻而来的衍射点将“囚”之抵抗的主观意图分为表演性功利、现身性本真、表现性争执三种类型的构境分层。第一类抵抗：是为了“只要达到在狱内过的舒服点，享受较高分级处遇的目的，我就不闹事”。这里，话语中陈述的功能性构序关系发生一次倒置，但仍然同构于规训话语构序。第二类抵抗：例如，有些罪犯会说：“为什么我要履行财产刑才能上报司法奖励，这个不就是用钱来换减刑假释么，太功利了。”还有罪犯在描述自己抢劫罪犯罪事实的时候说：“趁一个女人开车门时候坐入车内并向其借钱，那个女人到银行取款机取钱后把钱借给了他”。此时，话语中陈述的功能性构序关系发生一次对法理逻辑的颠覆、反向破解，对他们而言这倒是真话。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一个更隐性的构境层：关于“用钱换减刑”的表达正是“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规训话语的陈述构序，这样的一种抵抗我们竟然无法去反驳：抵抗法律话语中的刑事责任履行的伪构境竟然道出了批判性的资本关系（财产刑履行）对于自由时间的支配构境。第三类抵抗：话语中陈述的功能性构序关系发生多重倒置与颠覆、反向破解之间的转换、重叠、并行，这种类型抵抗是最多的，也是最为细密而复杂的构境星丛。

其次，“警”之主体视位思境的批判性透视。同样，民警自身对于规训话语塑形有着“认同—抵抗”的复调思境。一般来说，刚参加监管工作的新民警对于规训话语处于他性镜像认同阶段，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按照带教民警或者领导的意图来对罪犯开展一种无思的教育，通常情况下此类“警—囚”对话构境是伪构境（幻象）。这里我想主要分析的是对规训话语塑形有自觉抵抗和批判间距的民警教育谈话中的构境发生机制，即为“警”之主体视位思想腹语的争执性构境分层。其一，在自觉抵抗规训话语塑形过程中，对其话语陈述构序关系做了解构性的反向拆解，这是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导引性构境。在此，我做过一个思想构境实验，对罪犯说的反规训话语塑形的真话予以了正面肯定：虽然你不认罪，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你说了真话。此时，罪犯无意识的表情、动作、言说会赞同的表达，他的反—构境裂隙被打开了，这是“警—囚”对话构境的真正缘起。其二，在反向拆解的基础上，作有抑制性的正向复构。由于，人的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与建构性本质决定了罪犯并非完全处于反—存在层级，其存在与反—存在的界限是模糊的。故而，作为民警要善于把捉罪犯曾经发生的构境布展线索，重新激活其存在层级的思想构境突现的主导性因素，唤起其生存高峰体验。由此，罪犯才可能受动性的实现一种从反—构境到构境的异轨式突现，这种对于规训话语塑形抵抗中的争执性认同才可能“改造”罪犯的思想意识。

㈡  体教育：“不在场的在场”的规训权力构式之构境突现

和对罪犯的个别教育不同的是，集体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格式塔式规训情境突现瞬间同构突现的复调构境意蕴；规训情境^[39]是指规训场境的存在状态，是在现实权力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弥散式的支配情境，被支配、被控制的人恰恰是无法确知权力的发射源。具体来说，集体教育这一规训情境可以被透视为以下几层构境布展：其一，构境突现之发生学意义为经由“警”中介的主动导引性构境，而不是被动遭遇。其二，这一构境突现是由构境意蕴的导引性构境、显性构境激活点、隐性构境激活点构成的构境突现环顾功能链。其三，若将这一海德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环顾功能链转换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则表现为“警—囚”规训权力构式。从类型区分来看，集体教育主要可细分为亲情（帮教）、民警讲评两种教育构式。

一是，亲情（帮教）教育构式。其中，显性激活点为父母或相关亲属，包括其寄语、面容、动作、表情、身体状况等。隐性激活点为民警的警戒守卫、囚犯的囚服标识、亲情会见的时间限制、改造表现公示、监狱的物理建筑的区隔空间、监狱指挥中心视音频监控等，这些是权力构式待激活的构境点。导引性构境为民警的规训话语塑形、导引仪式等构成。当这一环顾功能链激活后，“警—囚”规训权力构式之上的复调构境突现。这一突现构境层较为复杂：其一，显性构境点被激活后，“囚”与其亲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关涉性交道，这种交道会使得一种生活构式突现。例如，在一个“亲情对视一分钟”的活动中,“囚”会突现看到亲人年纪大了、鱼尾纹爬上来了，父母为了自己曾经的生活付出了很多心血，以往的生活构式会被囚犯重新构境。其二，进而隐性构境点将日常改造生活中囚犯不可见的权力构式给激活突现了；此时，在上述活动中，囚犯会体知到自己处于不可见的规训权力构式的支配中，不能感恩亲人、见面时间受限制且很短暂，甚至重新构境曾经被自己所伤害的被害人及犯罪情境。其三，在生活与权力构式双重作用之下导致的内心冲突中，囚犯会突现一种感恩—悔罪的复调构境意蕴。我也曾经被这样的情境所触动并突现共鸣构境。

二是，民警讲评教育构式。这也是规训权力构式之上同构发生的构境突现。其存在着以下几重构境布展：其一，当民警进入一个规训意识较差、相对无序的犯群空间场境存在，一种无序的散漫的状态在瞬间或者短暂延异性的过程中，迅速回到规训性构序的有序状态；究其原因，可能存在着以下几个微分构境层级：首先，在“警—囚”规训权力场境存在基础之上日复一日地、当下地通过“警”之操持功能性（导引性）的规训权力话语来强制性、同一性的塑形“囚”之思想逻辑筑模（逻辑建构的生产方式），进而，规训权力话语作为询唤建构“囚”之规训主体的大写他者（拉康术语）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持存着；其次，当“警”进入这一空间场境存在，“警—囚”规训权力关系构式再次被激活（再生产）。也就是说，在“囚”遭遇“警”之权力情境突现的一刹那，无意识发生的这一规训话语事件触发犯群中每一个体主体相互之间关涉的原本散漫、祛序的空间场境格式塔式的转换到一种构序状态。因此，在这种“不在场的在场”的隐性话语塑形中罪犯也会产生构境突现。

其二，更深层次地说，在这一“警—囚”规训权力关系构式中，同样存在着“认同—抵抗”之复调构境意蕴。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可能的构境域：首先，基于“警”之操持规训话语之强制，在多数情境中“囚”之认同思境为伪构境，而在此意义上的集体讲评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被灌输式的无思。因此，需要将这样一种趋于凝固的关系构式“再活化”。也就是说，在集体讲评教育方式上要加强“警”与“囚”、“囚”与“囚”之间关系的重构（再生产），要能使“警”内居于“囚”之一定的、具体的生命情境中去体知；这样，集体讲评的内容才能引起“囚”之情境共鸣进而真正触发其构境反思。其次，还存在一些较为特殊的规训话语事件——“警”与“囚”之间的眼神、表情、肢体动作的交道。当“警”在罪犯生活、劳动、教育空间场域巡查的过程中，层级监视的“看”并非一种对象性表象的“看”，而是要通过与“囚”之眼神、表情之遭遇重新构境出其背后深层的症候细节：当你“看”过去的时候，他回避了你眼神，或者与你眼神对峙，或者眼神飘忽不定的来回张望；又或许面无表情、表情异常丰富、出现无意识的肢体动作等等，都需要我们敏锐地进行构境布展之把捉；同时，“警”之自我规训的细节情境作为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的隐性话语塑形方式也影响着“囚”之思境。例如，“警”以其严肃的警容风纪、规范执法、文明用语等对于“囚”产生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作用。

㈢拟（亚）文本^[40]性教育：规训话语档案的重新构境

其与一般性个别教育谈话的构境发生机制基本相似，但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一是，前者为当下发生的话语事件，而后者为对不在场的话语事件的物性遗存——档案重新构境为另一个话语事件。要在档案的因素中面对话语事件，就不能将之直接当作事实记录，而应视其为已经不在场的话语事件的遗迹；遗迹如果不能重新激活话语事件场的重现，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41]

二是，档案是以拟（亚）文本性话语生成的，比较能真实表征罪犯思想构境的生成性与在场性，其主要形式为学习笔记、周记、思想汇报、情况汇报、认罪悔罪书、忏悔信、与家人的往来书信；其中，最为隐秘的也是最接近于罪犯思想原境的秘密文本比较重要，其包括秘密日记、囚诗、地下文学小说等，一般很难发现。而民警与其的对话构境主要在阅读、批注（激活）这些文本（话语）过程中构境突现。

三是，在规训权力情境支配下，拟（亚）文本性话语事件的重新激活布展为多重视位的复杂转换构境层：其一，基于“警”与“囚”之主体视位转换，其历史性生成的文本（话语）档案可能突现为以下三个微分构境层级：首先，从历时性关系看，当文本（话语）突现出一个“症候”即“不在场”的“空白”事件时。此时，“警”显然不能通过对象性的“读”来直观的把捉到罪犯曾经突现之构境，而只能通过重新构境其当下发生的改造生活情境与文本（话语）前后语境来“读”出“空白”背后的罪犯思想构境。例如，在一次对罪犯开展危险度评估的认识活动过程中，该名罪犯在填写相关人格测评问卷或接受民警访谈时，其所填写的罪名基本信息与判决书的实际罪名不一致甚至于不填写，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乱写进而简单的判断其认罪悔罪态度较差；但是，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症候”即罪名填写的错误、缺失恰恰存在着一种不在场的逻辑“空白”？这或许才是罪犯真实突现的思想构境布展。其次，从共时性关系看，多个文本（话语）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同一性，其多为一种伪性激活，而构境突现即为伪构境或者无境；其中呈现的批判性构境为规训话语本身塑形了同一性无思的话语档案——千篇一律，根本看不到罪犯真实的思想构境。此外，有一种较为特殊、例外的话语事件是值得“警”为之重视的，即连续性出现书写之“空白”事件，这可能并不是无思的千篇一律，而可能是存在更为复杂的思想构境。再次，更多的情境是通过文本（话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的复杂结合，生成“认同—抵抗”的复调构境。

其二，基于“警—囚”规训权力关系构式之上的拟（亚）文本性话语构境突现，其可分为以下两个微分构境层级：首先，要能敏锐地把捉“症候”之空白、失误、沉默、缺失等方式构形的话语事件场的格式塔转换构境，并通过“警”之批注书写（话语）触发“囚”产生被理解、被认同的共鸣情境。其次，在规训权力情境的支配下，“警”与“囚”分别衍射出不同的构境意向；进而，“警”之导引性构境与“囚”之受动性构境之间的争执与冲突张力才是“认同—抵抗”复调构境突现的动力学机制。其中，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警”之导引性构境是起到生产与再生产的主导作用的，若其之思为伪构境、无境，那么“警—囚”关系构式也呈现为一种伪性激活。比如，民警在批阅罪犯周记、学习笔记过程中，只追求无思的完成工作任务；那么，这一批阅将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思想活动，从而也导致罪犯不会在书写的过程中形成真正的反思。

综上所述，通过对以上几种类型的教育塑形方式的批判性反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构境层：一是反复性。教育塑形作为当下构境发生的话语事件场，罪犯的思想构境在民警的导引性构境中介中突现，但这一构境突现是独一无二的，当下的构境意向也并非是上一次构境意向的连续性线性平滑延伸。每一次的构境突现可能是同向，也可能是反向，甚至是无思的，而且在更加微分的构境层面，一个话语事件中甚至可能产生复调构境、叠境、伪构境、无境等等。由此可见，罪犯思境的突现、转换是一个非线性进步的复杂性样态；也就是说，一方面，罪犯的一次转变不代表思想意识的完全转变，这当中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偶然性。另一方面，反过来说即使向顽危犯这样的思想意识比较难以转变的群体，也是存在思想变化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其实解构了监狱个别教育能手的罪犯改造神话。二是，情境性；之所以罪犯的思境意向存在各种的可能性，是因为当下发生的构境突现所基于的情境存在不同所致，这种情境的拟构正是我后面批判性艺术构境之缘起。这也就是罪犯在狱内和狱外会产生不同思境的原因，有的在服刑期间表现较好，而出去后又走上犯罪道路。三是，内居性。教育塑形的几种构境发生机制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呈现出交互作用。在集体教育的构境发生机制中会内居性存在着个别教育的构境发生机制，而拟（亚）文本性话语教育构境发生机制也会内居于个别教育的构境发生机制中。四是，内省性。其一，书写权力的检查机制对于“警—囚”思之构境存在着消极遮蔽。一方面，录音之下的谈话都是尽义务的表演性话语，即为“警—囚”双方都能“默契”的配合而不讲真话；另一方面，把教育中“怎样”的认知变成了“什么”的道德、普法、心理的知识点并以考试的形式予以评价。此外，更深层次地分析，对于这些“石化的存在者式”的考试目的论式的设置了“598”的标准（5门基础教育课程的合格率必须达到98%）。显然，其既不考虑罪犯本身认知构式客观存在一定的祛序性，也不考虑“怎样”在重构“警—囚”关系构式的基础之上转换基础教育课程的授课方式，进而促使“警”内居于“囚”之当下、具体的生活情境并触发其构境反思。其二，我们应该真正去激活曾经发生的话语事件档案，重新构境话语事件发生瞬间的“警—囚”复调思境，并能形成一种思之边注的记录；尤其是“警”能导引“囚”对其曾经突现的思境进行重新构境。五是，生产性。正是在上述的思境重构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民警个教及心理案例、心得札记、学术论文等话语事件场中的学术构境突现。

    三、犯情构序：非话语实践场的多重复杂构境

    首先，对这里所指的“犯情分析”作一个特设性说明：即其不仅仅是指民警在工作中开展的犯情分析会，还包括个案会诊、罪犯心理咨询个案督导、各类监狱学学术理论研讨会等，这是个泛化的概念。因此，此处的犯情分析是由民警、专家围绕某些在现实监狱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对话。从本质上说，作为犯情分析认知场，其反映了在“警”之于“囚”的规训话语档案考古与“警”之于“警”的话语权力关系构式的共同作用下，历史性生成的犯情分析研判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实践功能水平与逻辑建构有序性，即犯情构序。而其“怎样”运行的机制即为福柯意义上的“非话语实践”。非话语实践的构境论解读可有两个可能的构境面：一个可能是指在直接的主导性话语塑形之外的其他话语活动。^[42]在犯情分析活动中虽然占主导的是规训话语塑形，但也可能是更为深化的中国式在场的生命政治话语（安全稳定为天），或者是与心理学、医学话语等共同发生作用。二是，有可能是指并非话语实践的现实社会实践。^[43]而犯情分析活动本身就是现实监狱工作实践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于罪犯教育中的话语实践也具有策略塑形作用。由此，我们应该将犯情分析“什么”转换为“怎样”开展犯情分析，这里有两个构境层：一是，激活话语档案时的构境突现；二是，多方研讨时的多重构境突现—角斗—融合并可能产生新思境。下面，笔者将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构境布展。

㈠规训档案考古：话语构序—构式之构境布展

这里存在着几个微分构境层级：一是，话语档案的生成。首先，“囚”之主、客观情境之场境存在突现。其类型划分为个体的自我关系构式与群体的“囚—囚”关系构式；个体主要表征为生理、心理、行为共同作用突现的罪犯主观情境的感知场；而群体主要表征为犯群整体在特定的具体情境中突现的主要思想倾向与行为冲突过程即罪犯群体的思想构境记忆场和群体违纪突发的事件场。此处需要注意的是，个体与群体的主、客观情境并不是我们通过对象性的“看”而直观感知到的表象情景；例如，当犯群之间突发违纪冲突时，通过监控视频直接当下或复盘看到的整个事件过程并不是一个突发的违纪事件场；而只有当我们穿透表象情景之后，才能把捉到当下突现的监狱规训权力场这一特定社会历史场境转换的构境物（Sache）,即某一特定的“囚—囚”规训性构序空间场境格式塔转换为一个抵抗规训的祛序情境空间。其次，“警”之于“囚”的主、客观情境的场境突现的重新构境。这些曾经发生过的场境突现是客观存在的，但“警”在对其重新构境中会因自身话语塑形的筑模、生活构式、心理感知、伦理价值立场等因素而与原来的客观场境存在产生一定的间距。因此，规训话语档案即为基于“囚”之突现场境与“警”之于“囚”的重新构境的双重构境转换而塑形的物性持存。

二是，与上述双重构境转换相对应，石化档案这一物性持存的激活“怎样”构境为曾经可能突现的罪犯感知场、记忆场、事件场。第一，从教育塑形这一当下发生的话语事件场中去尽可能的把捉——曾经置身于某一特定场境存在之中的——罪犯突现的思想原境。也就是说，规训话语实践反过来作用于规训档案考古活动这一话语构序的构式。第二，要能对参与规训档案考古活动的民警自身的话语构序支配有批判性构境内省。一类为评论原则。评论^[44]即是话语意识形态构境，它操持着话语的生杀大权；简言之，一边是无数的次等话语被删除和忘却，另一边则是不停地建构出所谓的原创性经典文本；评论中的不断重复，制造经典和成就话语构序。比如在我们的刑事法学学术文章中，自由主义哲学方法论座架下西方主流资产阶级法学、刑罚学、监狱学理论话语等等的他性理论镜像让人目不暇接。而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毛泽东罪犯改造理论、前苏联的劳动改造学说却日渐式微，没有被我们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更遑论要在当下构建监狱学批判理论了。因此，我们需要对此保持一个批判的间距。一类为话语净化^[45]原则，也是作者或同质性唯真原则。这里的批判性透视构境为：即把罪犯看成一个同质化的个体，而忽视了罪犯个体思想构境历史性突现的复杂性，在这种简单化的惯性思维中，容易对犯情产生误判。一类为学科原则。这是犯情分析活动中话语支配构序的最重要原则。它是一种科学话语塑形的无名系统，并且如果要使自己始终处于真理的主导位置上，它就必须建构一种话语治安构序，话语治安即是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日常化、并且，在每一次的话语实践中让它反复地再活化；再活化即是话语从“档案”石化状态中的重新构境和突现。^[46]这正是犯情分析认知场中多重复杂构境突现之主导性缘起。

三是，互文性（复线）耳目话语。这是狱内侦查中较为常用的秘侦技术手段。其本质为利用罪犯群体中的某些个体去获取其他罪犯相对较为真实的思想原境以达到监狱生命治安场的有序运行。作为同样是反—存在层级的罪犯，似乎他们的话语更能逼近式还原真实的思想原境，甚至于我们还为了印证这一话语的真实性而启动了复线耳目来作为互文性参照。但这里的批判性透视构境为：（复线）耳目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衍射为四种类型的话语，这也使得罪犯思想原境受到遮蔽。第一类，表演性话语；其为了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或利益而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蓄意歪曲，或者在故意迎合或揣摩民警主观心理意图中说些民警想听的话。对于这样的耳目话语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在质询过程中把捉其逻辑构境的自相矛盾之处，同时加强与复线耳目话语的相互印证来做出较为准确的质性判断。第二类，表现性话语；其所反映的相关罪犯思想原境与客观情境基本相符，但仍会为了自己的特定目的或者利益将其效应做一些不影响质性判断的量化扩大或缩小的变形。第三类，现身性话语。此类本真性话语较少，需要仔细甄别。第四类，秘密性话语。有一些涉及罪犯思想原境的话语，但由于其可能迫于某种压力、威胁、顾忌等现实改造生活情境而未能说出；这就需要民警能重新构境出其之所以不能说出是出于“怎样”的症候情境，从而拟构其未说出之“空白”，这对于民警研判犯情的水平有比较高的思考要求。

㈡“警—警”话语权力关系构式之“再活化”：构境星丛的闪烁

更深层次地说，基于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之分析，规训话语档案考古这一特定认知“物（Sache）”生成之场境存在即透视为“警—警”话语权力关系构式。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构境域：一是，“双重差异”构境。这种差异缘起于“警”之于己的话语构序内省与否，若“警”之间受到不同话语构序支配，则会生成更深层次的位阶混乱。此时，对话构境将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歧义、误认，犹如唐吉坷德与大风车作战一般。

二是，“三重转换”构境。也就是说通过对上述那种产生深层次混乱的歧义性构境、伪构境作一种构境式的三重转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思想构境。第一重转换为复构，即为重新构境自己曾经突现的歧义性构境、伪构境，时刻保持对自身话语构序的内省，知道自己是以“怎样”的方式入境（读）；第二重转换为拟构，即为模拟构建他人曾经突现的思想构境，把握其“怎样”言说的方式，并内省其言说位阶的差异，并通过抑制性的构境分层分别在对等位阶上与对方展开对话；第三重转换为通过复构—拟构使得对话构境能归基到不同话语运作分歧点的同一层面上。

三是，话语权争执性构境。在不同话语实践的策略塑形布展中必然会因分歧点产生话语权力的争夺。首先，是仪规^[47]，是指言说个体在进入话语场时所必须具备的某种资格和条件，这些资格和条件使某些人获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或权力话语。特殊的位置往往决定了不同话语圈层中的权力关系；^[48]例如，监狱、监区的处科职领导、罪犯心理矫治专家、驻监检察官、资历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新入职民警会构成不同话语圈层的权力关系。同时，犯情分析认知场作为一种特定情境的话语构序—构式也存在不同科层的权力关系，可分为局级、监狱级、监区级三个层级，不同位置的民警主体基本对应相应的层级。

这里的批判性透视构境为：首先，似乎话语权力关系圈层级别越高，越容易突现思想构境，思考就越深，但其实这是一个伪构境。因为，监狱生命治安场与监狱学学术治安场与一般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治安场是不同的，其是要深入到监狱基层工作实践中才能“体知”罪犯的思想原境。因此，随着权力关系圈层级别的上升，很多比较深的思想构境反而被权力话语的暴力性栅栏给祛除和遮蔽了。例如，处于话语权力圈层较低位置的基层监区民警由于参与罪犯直接管理，故而，对于特定的犯情研判较为准确；但由于这一研判质性有可能突显了监狱刑罚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执法瑕疵、管理失范之症候；因而，如果在犯情分析会上以现身性话语来构序的话，将会影响处于话语权力圈层位置较高的监狱领导的能力水平与话语权威；所以，只能做一些流于浅表性的抑制性话语表达而不达及现象深处的本质，从而直接影响到整个犯情构序水平。

其次，似乎不同位置的民警，资历经验越丰富，就一定有较为深入的思想构境，这同样是一个伪构境。因为，其被绝对化了，资历经验丰富有时候只是工作年限长而已，在他的工作中无意识积累的经验可能一直停留在他性镜像认同阶段，缺乏自主性、原创性地深入思考，大部分时候只是无思的挪用与伪性激活。因此，笔者认为，在这样的一种逐步凝固化的权力关系圈层中，话语实践的这样一种当下建构与解构的功能情境反而会趋于弱化；而只有通过一种“事件”式的打破，即实现权力关系中不同圈层与不同位置的颠覆、翻转，冲突、再活化，通过这样一种衍射式抵抗才有可能强化话语实践的构境布展；此时，对话构境才会产生更为密集的突现并可能形成构境星丛。由此，不同圈层、不同位置的民警才会在这样一种认同与争执中形成新的思想构境。

   四、艺术事件：构境矢量关涉场中的批判性超越

通过对上述罪犯教育话语事件场与犯情分析认知场的构境式分析，体知到监狱规训权力场这一异托邦空间的反向建构场境存在是为构成构境突现的另一个隐性支撑点。例如，在上述教育塑形的分析中，让我产生共鸣情境的就是亲情教育中那种格式塔式的场境突现。这种来自于罪犯对重构的生活构式与突现的权力构式所引起的内省冲突导致了其感恩—悔罪复调构境意蕴的突现。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双重构境式转换：第一重为在对规训权力构式抵抗的争执性认同中进而突现悔罪构境；个别教育的构境发生机制与其相类似；第二重为在对曾经发生过的生活构式重新构境的过程中会升华为一种感恩构境；由此，从反—存在到存在层级的格式塔转换中复调构境突现。那么，反—存在层级作为另一个隐性支撑点是“怎样”与存在层级发生构境转换关系的呢？

㈠  构境矢量关涉场：“囚”之日常改造意识中的资本拜物教幻象批判

具体的逻辑构境布展为：一是，在“警”之导引性构境突现的瞬间，其对“囚”在自我关系构式从反存在—存在的格式塔式筑模转换中产生了一种“何所向”的矢量性塑形作用；反之，在“囚”之自我关系构式中，其将在“警”之教育塑形的筑模内居认同的过程中与自身反向建构的逻辑筑模形成了一种争执性冲突并突现构境。故而，在“警”与“囚”的主体际视位转换关系中，反存在—存在—构境突现形成了两条同构的矢量性逻辑射线；二是，还存在另外一条道路即为隐性的反存在—反构境（黑暗构境）异轨式构式为反存在—构境的矢量性逻辑射线；由此，构成反存在—存在—构境突现的“警—囚”构境矢量关涉场。而这条异轨式道路即为艺术事件对于规训抵抗可能的批判性超越，这同时也是“警”内居于“囚”的体知和导引过程。尤其，我认为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复杂的关涉场境存在中，异轨式道路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是反存在—存在—构境突现这两条逻辑射线能形成矢量合力。三是，基于反存在层级上的反—构境（黑暗构境），本来在存在层级之上的构境与伪构境（幻象）发生了颠倒，即本来的构境变为伪构境，而本来的伪构境则成为构境，这就是存在与认识的复杂性所在。此处需要透视的是，更为深层次的构境层为这一构境与伪构境的颠倒关系本身即具有批判性指向。因为，当代社会逐利性、同一性的“规训”话语必然内含着资本逻辑的展开，而教育塑形过程中突现的争执性认同，抑或是艺术事件这一异轨式道路对于监狱规训权力场的抵抗，必然都孕育着击碎在罪犯日常改造意识中产生的资本拜物教幻象的力量，并为实现“自在”向“自为”意识转换提供一种批判性超越的可能。

㈡浸入式戏剧：艺术事件的批判性构境探索

“浸入式”戏剧作为近年来逐步兴起的先锋艺术表达形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戏剧中空间、文本及观演之间的关系，这似乎为罪犯的艺术体知打开了一种探索的可能性路径。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构境式分析：第一，浸入式戏剧本身作为一个艺术事件，其自身的展开就意味对于监狱规训权力场的一种打破，这一打破为在对规训的抵抗中实现一种批判性超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第二，拟构戏剧文本。这个拟构的过程需要“警”与“囚”的共同参与，需要复构曾经发生的各类情境，这些情境可以是生活情境、权力情境甚至是曾经出现的（反存在的）犯罪情境；在这过程中就有可能突现构境。此外，文本也是开放、非锁定的，只规定了必要的场景设置、结构与原则，而没有具体的内容，所有的内容都是“囚”所熟悉或亲身经历的，这为处于观众与演员位置的“囚”之思境重构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第三，这里的戏剧空间并不仅仅是监狱本身的物理空间，更是一种“警—囚”构境矢量关涉场境的突现；其为一个拓扑构式关涉网络，每一个体可以在每一个分叉点自由选择场境空间的建构与解构；同时，空间在使用文本上是做了加法，而“表演”（角色）则做了减法，表演减去了文本，剩下形体；减去情节，剩下情节点；^[49]因此，并非通过言语来表达，而主要是通过肢体动作、舞蹈、音乐、声音来演绎自身情绪冲突、抵抗，并且场境空间随着戏剧本身的表演进程而不断转换；在这种情境的复构与转换中就有可能产生构境突现从而使情绪达到一种高峰体验状态。第四，主—客二元的观演关系构式被彻底重构。观众与演员的这种主体视位的切换是任意，这种切换会导致多重构境的突现。这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民警的导引性构境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戏剧展开推进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能够使得罪犯突现构境的冲突点并进行适当的调度。

五、改造筑模：一个东方式监狱学批判理论的构境实验

“改造”作为监狱学语境中的权力话语，始终是理论逻辑建构的核心支撑点。而“改造”与“构境”的深层构式链接则展开了一场建构东方式监狱学批判理论——“改造构境论”的思想实验。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层构境布展：其一，通过对“构境”展开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递进式追问，透视出其“不可见的到场性批判”的微观发生机制并进一步深化了构境理论。其二，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科学认识罪犯”转换到“回到罪犯本身”的构境式分析，尝试构建广义与狭义的改造构境论；其中，广义改造构境论主要关涉范围为更加基始性的监狱生命治安场内部运行机制、监狱场与刑事司法、立法场的一体化运行机制、监狱场与其他社会实践场的交互作用发生机制等；而狭义改造构境论主要关涉范围为监狱场内部及其与其他各种社会实践场交互作用的场境存在基础之上，“警—囚”关系构式中的思之构境，或者一种监狱学理论思想的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与建构性本质。其三，对狭义改造构境论展开深入的理论逻辑建构：一是，阐述了监狱这一“异托邦”空间场境存在之上的思想构境发生机制；二是，阐述分析了“警—囚”关系构式之上的主体际思想构境的历史性变化规律。其四，进一步通过对狭义改造构境论的理论逻辑建构空间构形的三个不同功能层级——教育塑形、犯情构序以及作为上述两个物性场境存在基础的“警—囚”关系构式——构境式分析，透视出反—存在层级是为构境突现的另一个隐性支撑点，并试图通过引入艺术事件（艺术矫治）突现具有批判性指向的“警—囚”构境矢量关涉场。其五，更深层次地分析，基于狭义改造构境论这一理论逻辑建构空间构形的不同功能层级划分，支配教育塑形、犯情构序、“警—囚”关系构式的深层动力结构即为功能性的改造筑模（改造理论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来说，其作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写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分析，必然内含着隐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方面，透视出罪犯日常改造意识中的资本（观念）拜物教幻象；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步深入到更为基始性的监狱生命治安场境运行机制去建构广义改造构境论树立一种方法论自觉并拓展相应的理论逻辑建构空间。

 

（责任编辑 王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