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 英美经典
黛博拉·L.罗德：女权主义批判理论
女权主义批判理论
黛博拉·L.罗德著，林芳译﹡
（文章原载《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学刊》2018年卷第75-98页）
摘要：女权主义理论和批判法学关系密切：它们在政治层面上都力求促进男女平等；在实质层面上，都将性别问题作为分析的重点，试图重构排斥、贬低、损害女性关切的法律实践；在方法论层面上，这些理论都希望用符合女性经验的方式去描述世界，并主张为实现性别平等所必需的基本社会变革。然而，两者也存在重要的区分，在理论前提上，两者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不相同；两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存在差异；对权利的作用的认识上也差异很大。总之，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法律理论是处于对抗与结盟的张力之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批判理论 女权主义**
海迪·哈特曼（HeidiHartmann）曾把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类似于英国法律下的夫妻关系，她说，“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一体的，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在哈特曼看来，“我们要么需要更健康的婚姻，要么离异。”[1]在回应这个比喻时，格洛丽亚·约瑟夫（Gloria Joseph）强调黑人妇女被排斥在婚姻之外，并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少数派视角的相互关系联结为一种“紧密的三角恋关系（ménage à trois）。”[2]
批判性法律研究(CLS)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类似的关切。这篇文章的源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文章即是出于为一本批判性法律研究的选集提供女权主义视角的尝试。[3]这种尝试在某些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几乎任何关于这两种理论的系统论述都存在使其广泛观点同质化的风险。而且，在“女性问题”上的单独讨论，已成为表征左翼政治运动的象征性传统。[4]
在这些风险当中，有一项是很难争辩的：女权主义是把性别作为分析的核心范畴，然而批判性法律研究的核心概念却不是这样。[5]虽然批判性法律研究的一些理论中存在（尽管不是主要）一些基于性别从属关系和女权主义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批判性法律研究的理论和它所依赖的传统并没有重点关注性别不平等。那么，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还要继续参与到批判法学的讨论中来？因为在批判性法律研究当中，他们的观点只是被提及但没有综合性研究、被区分但没有平等对待。
为批判性法律研究提供“女性视角”的尝试也有可能导致女权主义自身的边缘化。实际上，女权主义者需要解释他们的观点与其他相关的批判性法律研究理论或主流的法学理论有何不同。这种尝试也被以讨论女性问题为典型特征的传统法律理论施加了相同的限制。分析的主题一直围绕着女性与男性的相同或不同，而男性仍然默认是分析的标准。[6]
在过去十年中，性别以及种族和族裔问题是几次全国批判性法律研究会议的主要议题，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批判性法律研究活动中，女权主义的理论家们组织的区域共同体也关注了相似的主题。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和批判种族主义者也沿着平行、交叉和挑战的批判法学理论路线发展起来。[7]
本文描绘了这些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虽然没有一个简短的概述能够充分地反映在这种标签下共存的学术范围，但至少可以确定一些目标、方法和关注方向。本文的目的既不是发展某种统一的宏大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将女性主义与其他批判主义进行比较。相反，文章避免普遍主义或本质主义的主张，强调多元流派的重要性，并产生社会变革的具体策略。
接下来的讨论集中在一些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的著作上。虽然女权主义和批判性法律研究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但还是有着共同的三个核心任务：在政治层面上，力求促进男女平等；在实质层面上，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将性别问题作为分析的重点，试图重构排斥、贬低、损害女性关切的法律实践。在方法论层面上，这些理论希望用符合女性经验的方式去描述世界，并主张实现性别完全平等所必需的基本社会变革。这些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上是相互促进的，但偶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本文探讨了女权主义者寻求融合政治议题的多种方式，并独立于群体认同和法学家策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怀疑两者的方式。
女性主义批判理论与其他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它既关注性别平等，又坚信在现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下不可能实现男女平等。这种研究方法与其他理论部分重叠，并经常借鉴其他批判流派如批判性法律研究和种族批判学。在最普遍的层面上，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挑战现有的权力分配。他们在针对传统自由主义法律理论的特定前提时，还经常采用类似的解构或叙事方法。每一传统之下都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批判思路。一些理论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传统法律理论在融贯性、一致性和合法性标准方面的不足。一些理论家强调法律意识形态在使不公正的社会条件合法化方面的作用。然而，这些传统在这些具体主题当中又有很大的不同，如他们对自由主义法律理论的批判，对具体社会变革策略，以及替代性社会愿景。
一、理论前提
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和其他批判理论一样，是建立在现今使得理论化变得更加困难的社会理论之上。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影响了左翼法律评论家预先假定的社会建构理论。[8]这些理论的批判者不同程度的否认建立任何普遍的批判基础的可能性。从整体上看，他们的理论强调了文化、历史和语言建构中人的身份和社会经验的作用。[9]
但是这样一种理论立场也限制了它对权威的期待。对女权主义者而言，后现代主义的悖论制造了理论派系和理论上的困境。左翼理论的支持者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坚持性别压迫的存在会压缩我们的论证空间。[10]这样的尴尬在某些著作当中尤其明显，他们断言性虐待的普遍存在毫无疑问，同时又质疑采取任何客观度量的可能性。[11]
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女权主义者曾指出在量化强奸的频率和质疑强奸统计数据所依据的传统定义中存在的问题。被熟人性侵犯的受害者在问道“您是否被强奸？”时，通常会回答，“是（well）…不完全是（notexactly）”。在“是”与“不完全是”之间的停顿，表明了法律理解和社会经验在“强奸”概念上的差距，以及性虐待数据的构建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数据收集。[12]
尽管人们对这一困境的反应千差万别，但女权主义的策略却值得被提及。最简单的方法是拒绝处理这个问题（至少在惯常表达的抽象的层次上）。革命不会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的口号来做，最需要说服的听众们很少对认识论上的担忧感兴趣。对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批判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进行，不需要对哲学知识进行详细的讨论。然而，即使从纯粹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有一点自知之明对我们世界观的基础和缓解政治和理论之间紧张关系是有帮助的。
对女权主义权威的质疑，女权主义批判者最常见的回应依赖于经验分析。这种方法主要借鉴当代女权主义组织中的意识提升技巧，但也借鉴了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一个标准的实践是从具体的经验开始，将这些经验整合到理论中，再依靠理论来加深对经验的理解。[13]正如凯莎琳·巴特利（Katharine Bartlett）所强调的那样，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基于实际问题来开展实践推理。[14]这种理论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和包罗万象的概念方案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许多女权主义的法律批判家注重叙事手法而以自身体验来表达制度化的不公平。[15]即使那些最拘泥于广泛的明确主张的评论家，通常也会把他们的作品建立在色情描写或性骚扰的生活经历中，而非扎根于对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注疏的深层结构，抑或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根本矛盾。[16]
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实用主义也反映了女权主义法学理论的历史起源和当代研究方向。与源于法学院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启发下开展的批判性法律研究运动不同，女性主义法学理论出现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背景下。在美国，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女权主义的思想灵感，不是来自总体概念计划，而是来自为具体实质性问题提供指导的努力。正如卡丽门克·梅兰（Carrie Menkel-Meadow）所指出的，女权主义的力量源自于被支配的现实经验和对这种经验的具体反应，而不仅仅是源自于对支配过程的思考。[17]关注女性的实际情况有助于加强女性主义政治与理论议题之间的联系，但这也给其自身带来了一系列的困境。批评者们如何通过女性对不同经验的不同看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和理论立场？又是什么赋予这种立场特殊的权利呢？
第一个问题源于女权主义方法论中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女权主义的独特力量在于其声称站在女性经验的基础上发言。但是，这种经验在时间、文化、阶级、人种、种族、性取向和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下会具有敏感性。正如玛莎·米诺（Martha Minow）所指出的，“在认知上，我们需要简化分类，统一的‘女性’类别有助于组织她们的体验，尽管这可能付出否认其中一些的代价。”。[18]然而，对于一些支持者，尤其是那些非白人、异性恋者和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人来说，这种代价让人望而却步，因为他们的经验往往被否认。
这个问题在“虚假意识”的讨论中有了一个延伸。坚持经验分析的女权主义者如何回应那些以与她们的经验背道而驰为理由拒绝女权主义基本前提的女性。在一篇早期文章的脚注中，凯瑟琳·麦金侬（Catharine MacKinnon）指出：
女权主义渴望代表所有女性的经历，但批判反女权主义和厌女主义，包括这些以女性形式出现的时候…[常规反应]一些女性对她们的压迫是处于某种无意识的状态，甚至和压迫者串通一气…[T]这种方法极大地批判了那种把它当作决定因素来解释的观点。但是，如果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都是对女性状况的回应，那么女权主义是如何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受女性自身的影响? 光是说明女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而反女权主义不重要，这还不够，因为问题在于我们是在分享相似女性状态的前提下，对同意还是不同意做出选择[19]
尽管麦金侬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却没有去解决它。正如许多女权主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麦金侬从未利用她依赖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去调和她对反对者无情的谴责。[20]
这个问题值得更密切的关注，因为现在的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像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去经历这个世界。[21]这些女权主义者也不同意她们之间关于女性关注的经验描述应该控制在涉及色情、卖淫、代孕母亲或产假等纠纷中。[22]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验性的描述如何能获得特别的权威。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无非三种形式。第一种方法是将排斥和从属的经验作为特殊洞察力的来源。根据门克·梅兰（Menkel-Meadow）的观点，“女权主义的批判从被压迫者、被支配者和被贬低者的经验角度出发，而一些人认为，批判性法律研究开始于一个男性构建并拥有特权的社会，在这里，支配和压迫可以被描述和想象，但不一定完全能经验到”。[23]然而这样的“立场”，如果没有被限定，就会呈现出特权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谁的观点是可信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认为自己的处境是被支配的状态，也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被支配这一说法。而且，性别不是导致压迫的唯一来源。其他形式的从属关系，最明显的有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取向，这样都可以产生相似的压迫。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压迫在两方相互竞争中产生。毕竟对特权而言，任何一种特质都有阻碍团结和低估构成我们身份的其他力量的可能。[24]
第二种女权主义方法是主张女性的独特属性可以促进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例如，罗宾·韦斯特（Robin West)认为:
毫无疑问，我们并没有办法确定女性拥有通向更加公平、更多关心、更舒适、更有爱、更道德生活方式的特殊通道，这是男女共同生活的公共领域，包括法律的实践、理论和教育领域，都在追寻的。但似乎由于社会角色的作用、心理的暗示或生理的原因，女性都更接近于这样的生活...[25]
这样的方法借鉴了女权主义的相关理论，并在许多法律学者中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出现。这种由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普及的观点认为，女性倾向于用不同的方式来说理。与男性相比她们不太可能将抽象的权利置于具体的关系之上，她们更注重彼此的关怀，相互联系和具体情境的重要性。[26]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迎合了传统意义上女性“被重视”的价值观以及注重于改变社会结构的法律策略，而不仅仅是同化女性。这种方法可以为女性的独特需求提供理论和政治上的凝聚力。
然而，这种为反映真实女性声音的努力，说明了很难从没有本质化或同质化的经验中建立理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般的女性”[27]或者任何统一的“女性的条件”[28]。仅仅按照性别界限来划分世界，就忽略了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对生物的约束有不同的感受。[29]正如批判的女权主义者普遍认为的那样，如果女性的经验是通过从属的文化模式来塑造的，那么任何特定的经验都不能声称具有普遍的真实权威。此外，只强调传统上与女性有关的积极因素，就有可能夸大和简化她们的独特贡献。大多数关于道德推理和公共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揭示的性别差异比相关的框架所揭示的要少。[30]这些框架也强化了对两性的刻板印象（比如理性的男性和感性的女性）这些刻板印象限制了男女的机会。
这种观点恰好为那些挑战而非支持性别差异的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支撑。他们方法的优点在于揭示了法律意识形态是如何将文化建设错误的描述为生物学需要的。[31]然而，这个框架的优势也表明了它的局限性。支持两性之间的相似性肯定会在无意中使得主导的社会实践制度化，并侵蚀建立群体团结的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否认差异可以强化那些批判者试图改变的价值观。
对“男女差异的两难处境”以及更普遍的女权主义认识论问题，一个更有前景的回应是批判这些问题通常被争论的框架。关键不在两性差异，而是由两性差异造成的问题。[32]在法律语境中，基于性别的处理的合法性不应取决于两性是否处于不同的地位。相反，分析应转向法律上承认性别差别是否有可能减少或加强权力、地位和经济安全方面的性别差距。由于这些问题无法在抽象的情况下解决，所以这一方法需要结合现实情况，选择并不是绝对的或唯一的。人们需要寻求一种在差异基础上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特定的理论或实践目标的方法，并认识到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这种方法要求女权主义者根据需要有意识地转变观点，承认两性之间的独特性和共同性，以及成员之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在验证女权主义主张的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上，第一步是解构那些经常被讨论的关于真理和谬误的二分性框架。正如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提醒我们的那样，所有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但有些更不完整。[33]否认客观真理标准并不是否认所有的价值判断。我们不需要成为实证主义者去相信某些关于经验的描述更加一致、连贯、包容或更具有自我批判性等等。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可以解释世界如何构成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化女性和其他从属群体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框架可能使得传统的论证形式和相关标准受到持续审查。它可以挑战知识构建的排斥属性，推动社会变革，从而鼓励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经验和影响经验的各种力量。
尽管批判性女权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绝不是异口同声，但我们的部分力量是建立在我们的差异和共同点的基础上。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多元的理论，而不是单一的理论，所以我们对此或其他更实质性的问题没有一致的看法。我们的目标应该有多种考虑，避免任何单一的普遍主义或本质主义观点。我们需要能够与女性的共同经历产生共鸣的理解而又不能脱离我们的经验多样性。分裂我们的因素也可以成为丰富我们理论的观点和扩大我们政治联盟的基础。任何足以挑战基于性别压迫的框架，都必须同时谴责贯穿其中的其他形式的不公正。
这一方法与其他批判学说的共通之处在于它对所有事情都持怀疑态度，包括对怀疑主义。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始终致力于在社会实践方式中找到判断的依据，并将这种判断置于持续的批判之中，并将性别平等作为一种规范的理想。这些依据可能会使我们朝多个方向发展，尽管正如玛莎·米诺（Martha Minow）所坚持的那样，批判女权主义者们仍然在试图统一这些依据。[34]
二、自由主义法学
对批判法学的研究者而言，最常见的统一主题是反对一个共同的目标:自由主义法学的主导地位和法律在维持它时所起的作用。[35]在这个问题上，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提供了更丰富更多样的回应。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传统中观点的多样性。这个目标在许多重要的法律研究和一些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的分析中都有出现，但只是自由法律主义的一个版本，通常是法律和经济评论员所青睐的版本。在一个更有力的框架下，相较于反映在自由主义前提下的限制，女性主义者最关心的不平等现象更多地反映在实现自由主义的全部潜能的努力中。[36]
从哲学性和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女权主义法律批判者对自由主义的攻击比批判法学（CLS）要少。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性别不平等，无论其血统如何，在许多具体的政治斗争中，他们的盟友来自自由主义和来自激进主义阵营的一样常见。因此，当批判性的女权主义者加入到对自由主义法学的攻击中时，他们通常是基于某种修正的理由而这样做的。他们的反对倾向于把重点放在现行法律和政治结构所体现的自由主义的特定形式上，以及这种形式所反映的性别偏见上。
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一般都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国家的中心目标在于使每个个人追求自己目标的自由最大化，并尊重他人享有同样的自由。这一愿景中隐含着几个关于个人的本质与价值的主体性的假设。正如惯常所指出的那样，自由国家由自治的、理性的个体组成。他们所表达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各自独立利益的一种稳定而一致的理解。然而，尽管有能力充分了解自己的喜好，但这些自由主义者却缺乏对他人类似的认识。因此，好的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保持中立: 它只是为个体通过自愿交易来最大化自己喜好的生活方式提供必要条件，尽管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对这些必要条件争议巨大。但他们共同致力于保护私人领域，让他们在不受公共领域干预的情况下做出自主选择。[37]
批判性女权主义者从几个方面攻击了这一说法。根据韦斯特等理论家的观点，这些自由主义者本身就具有特有的男性特征——可以对自己的欲望做出准确的判断，而对他人的需求却无法感同身受。[38]古典的自由主义框架以契约交换而非从属关系作为规范。这种框架低估了社会关系影响人的身份的方式，也低估了个人根据他人的需要和与他人的关系而改变的自我喜好的方式。对许多女性来说，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奉献的女性形象比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和利己主义的女性形象更具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共鸣。[39]
批判性女权主义者也绝不同意这种性别差异的程度、起源或隐秘含义。自成立以来，女性的自治自主一直是美国妇女运动的核心，比如从男性权力和传统角色的束缚中解放。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自主的意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从属关系的价值，这些都产生了持久的争议，而这些争议在抽象层面上却是无法解决的。[40]即使是那些认同差异重要性的批判性女权主义者，也不同意其形成原因和一些仍然存在的观点。争论的焦点在于把女性和他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归因于分娩孩子和担任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有多大的重要性，文化规范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女性顺从、移情和背负不相称的养育责任，以及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女性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41]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大多数批判性女权主义者都强调社会关系在塑造个人喜好方面的重要性。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关于好的社会完整构想是不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法推导出来，这些技术假定了从个体交往中脱离出来的社会契约能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并满足他们的选择。[42]
这一女权主义观点指出了自由主义框架下许多传统的批判性理论家们都注意到的一个困境。自由主义的假设认为个人表达出来喜好就可以被认为是其内心真实喜好的反映，其实这与我们对人类行为的了解大相径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选择是由社会建构和约束的；我们所拥有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文化所强化的一部分。只要性别在塑造个人期望和抱负方面还起着重要作用，外在的目标就不能等同于充分的人类潜能。例如，女性可能选择继续处于一种受虐的关系中，但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想要达到的。然而，一个自由的法治社会很难在区分“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喜好的同时不违背自己中立和价值主体性承诺。[43]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支持当代自由主义框架的法律意识形态上。在其传统的形式中，自由的法律主义假定，只要程序上合法、遵循了确定的规则就可以被定义为适当的行为，法律可以与政治分离，而且私人领域也可以免受公共领域的干扰。[44]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在经验和规范层面上对所有这些假设提出了挑战。
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和其他批判性法律研究共同致力于否认法治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有原则的、公正的和确定的争端解决方式。他们把重点集中在法律标准的主观性和法律实施中的性别偏见上。通过探索特定的实体领域，女权主义者强调了法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表现在这些标准过于抽象而无法解决具体的案例和规则过于具体而无法形成原则性的规范。[45]这样的探索也揭示了基于性别的假设破坏了自由法律秩序本身的愿望。
传统理论中的这些局限性在法律对性别差异的一贯不一致的分析中尤其明显。决策者往往从相互竞争的事实中得出相同的法律结果。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关于性别差异的相同观念却产生了相反的结论。关于女性特殊美德或弱点的相同假设，已成为刑法和家庭法中赞成和反对给予女性特殊法律待遇的论据，也是允许和排除女性担任诸如特定职业和陪审团等公共角色的论据。[46]例如，尽管法院和立法机构传统上认为，在刑事判决法和儿童监护权判决中，基于性别的区别是恰当的，但这些区别过于单薄。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女性因同一犯罪行为受到较轻或较重的制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她们被偏袒或被剥夺作为她们孩子的监护人的权利。[47]
法律在性别问题上的传统方法不仅产生了不确定的解释，还允许形式上平等的广泛授权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差异”作为组织原则的部分问题在于，法律决策者并不总能透过表象看清实质。最常被提及的例证之一是最高法院1974年的结论，即怀孕歧视并不涉及性别歧视，甚至不涉及“性别本身”，雇主只是简单地区分“孕妇和非怀孕者”。[48]同样，尽管大多数当代离婚立法承诺配偶之间的财产分配是“平等的”或“公平的”，但实际上妻子既没有得到平等，也没有得到公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最终会承担更多的养育责任，而得到履行这些责任的资源却更少。[49]
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偏见也破坏了自由主义法律理论中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从批判性女权主义观点来看，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上都是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国家不可避免地参与决定什么是私人的，什么形式的亲密行为应该得到公共的保护。政府的有关儿童保护、税收、遗产、财产、福利和控制生育的政策都会对家庭安排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弗兰·奥尔森 （Fran Olsen）和克莱尔·道尔顿（Glare Dalton）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亲密的安排在同样的法律决定中通常可以被认定为干预或不干预，而这取决于决策者的意见。例如，拒绝执行不成文同居协议可被视为一种保护或侵犯亲密关系的手段。[50]
传统的公共和私人区分也存在规范性的矛盾。与自由主义法律理论的假设相反，政府拒绝干涉私人事务并不一定会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它常常只是简单地用私人权力取代公共权力。法院不承认同居双方之间的不成文协议，或在现行婚姻中不执行赡养义务和禁止强奸，这通常扩大了男子的自由，而损害了女性的利益。[51]
然而，批判性女权主义并没有断然地放弃自由主义法律理论所保障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相反，它否认传统的公共／私人二分法为评估这些制约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性方案。正如接下来权利部分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对国家干预的适当范围的判断需要结合背景分析，这需要考虑到现有权力分配中的性别差异。在这一点上，就像之前提到的其他理论背景一样，我们需要较少的依赖于抽象的原则，而更多地依赖于具体的经验。
一个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对自由主义法学的最后的批判中。基于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安妮特·贝尔（Annete Baier）和莎拉•鲁迪（SarahRuddick）等道德理论家的著作，一些评论人士质疑那种正式的、对抗的、等级分明的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先地位。[52]一个建立在女权主义优先事项基础上的法律体系（那些强调信任、关怀和同情的法律体系）应该追求不那么好斗、更具有和解性的诉讼程序。
然而，正如其他女权主义批判家所指出的那样，对同情心价值观的呼吁并没有使大多数难题得到解答。当个人需要冲突时，立法决策者应该站在谁的角度思考？[53]什么程序保障可以用来监视这些判断？有一个危险是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会因为他们的谈判技能、信息不对称和力量差异而更加不公平。[54]少年法庭和家庭法庭等司法系统希望有更多的调解过程，但往往强化了家长制和性别双重标准。[55]符合我们理想状态的正义准则可能不是使我们实现正义的最佳途径。
其次，女性主义对程序价值的批判需要结合语境分析。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指出进一步实现所追求的实质性目标，最大的挑战在于实务层面；它的任务是对从属群体的经验设计出更积极的响应框架。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是解构形式主义和非形式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这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进行了结构性讨论。由于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对女性的经历和关注做出充分的回应，我们不能满足于揭穿这两种可能性或选择最不令人反感的替代方式。相反，正如关于实质性权利的争论一样，我们需要重新构想程序性选择的范围，并挑战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的更广泛的基于性别的从属体系。
三、权利
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和其他批判性法律理论之间的一个核心区别是权利的作用。尽管两种理论都批判了自由主义法学理论对正式权利的依赖，但是像少数学者一样，女权主义的观点更倾向于语境分析而非直言批判。
大多数批判性法律研究学者认为，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是一种无效且虚幻的社会变革的手段。虽然不可否认基本的政治自由有时在保留异见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批判性法律理论家通常将自由权利言论视为对个人意识和集体动员的限制。[56]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来自于前面提到的不确定性。像弗兰·奥尔森（Fran Olsen）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也加入了其他批判理论家，声称权利话语不能解决社会冲突，只能以抽象的、推定的方式重申。一个以权利为导向的框架可能会使我们远离必要的价值选择，并且模糊了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基础。[57]
根据这一批判，许多政治力量被转移到不能保证显著效益的斗争中。例如，十年来国家平等权修正案的经验表明，法庭上提供的宪法保护标准与所取得的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58]联邦平等权修正案不太可能为其支持者经常宣称的大量实际目标提供保障。支持者倾向于将修正案作为社会问题的通用处方（流离失所的家庭主妇的困境，贫困的女性化，以及收入中的性别差异）都是错误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并误导了解决方案。[59]
自由权利议题的一个相关局限性涉及到个人主义的前提和有限的范围。专注于个人应享权利会转移对集体责任的关注。权利的花言巧语往往会把个人的愿望转化为自己受保护的机会的要求中，而未能解决更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更应该得到保护。这种个人主义的观点不利于女权主义者发现我们目前的法律文化所缺乏的合作和同情的价值。[60]
只要法院仍然认为把权利限制在白人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男性手中是基本原则，那么权利保障也就不足以确保在真实情况下享有平等的权利。一个没有真正致力于性别平等的法律结构最终只会得到一个保护拥有武器或保护贩卖暴力、色情作品的权利，而不是保护我们的生育活动。[61]
在一种文化中，权利主要是根据“自由来自哪里”而不是“自由通向哪里”来定义的，许多人缺乏行使权利所必需的资源。这些问题因法律诉讼的费用和复杂性，以及为强制执行正式权利或防止其削减而提供的法律服务分配不均而变得更加复杂。[62]通过将政治斗争引向法律纠纷，基于权利的策略有可能限制人们的愿望，并加强对法律决策者的依赖。
然而，在承认这些局限性的同时，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也强调了一些其他批判性法律研究中没有涉及的权利策略的赋权层面。正如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克里斯汀•利特尔顿（Christine Littleton）、伊丽莎白•施耐德（Elizabeth Schneider）和帕特西亚•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等理论家所说，法律权利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特殊的共鸣。[63]他们局限性的来源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有关权利的主张是在既定的讨论范围内进行的，它们不像其他激进的要求那样容易被驳回。通过坚信法治能实现自身的愿景，以权利为导向的策略提供了一种内部挑战的可能性，批判性理论家在其他情况下也认识到了这种挑战。
同样，仅仅只关注权利言论的个人方面会模糊了它的集体方面。权利与关系、权利和责任之间的二分法往往被极度夸大。权利不仅保障了个人自主权，而且还表达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权利可以附加责任一样，责任也可能意味着权利。这些概念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自己不受歧视的权利也就蕴含着保护他人不被歧视的责任。为了支持前者而丢弃后者，不太可能改变我们的法律文化的基础。此外，对从属群体来说，基于权利的框架不仅支持了对个人权利的要求，还支持集体人格的要求。例如，女性的生育自主权是她们社会平等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女性就无法挑战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角色约束，而这些约束恰好奠定了她们的从属地位。通过为权利主张者提供一个有能力回应的社群，让其成员注意到所表达的不满，权利主张可以进一步推进集体价值。[64]
对于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最可行的方法是既承认权利话语的不确定性，又认识到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话语可以促进具体目标和社会赋权的实现。很多时候，权利是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抽象出来，然后又被批判太抽象。然而，无论多么容易操作，自治和平等的原则在从属群体的生活中都有着巨大的实际差异。如破坏女性生殖选择所依赖的隐私权等权利的概念基础涉及相当大的风险。即使主要是象征性的运动，如最近的时代斗争（ERA struggle），也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与其说是因为它们寻求的具体目标，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所激发的政治动员。就像半个世纪前的选举权运动一样，当代宪法运动也为女性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既告知她们的影响力的不足之处，又传授她们扩大影响力所需的策略。[65]
无论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什么，在当代的大背景中，权利是最有效地促进大规模激进运动的词汇。这是一个批判性女权主义者不愿意为了支持那些不明确的或理想化的替代选择而丢弃的词汇。基于权利体系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它们本身的限制问题，而是它们只能在有限的制度和想象的空间中运作。因此，批判性女权主义的核心目标不应该是去除这些理论，而是要重构它们的内容，并认识到它们的局限。因为以权利为导向的运动既可以扩大也可以限制政治斗争，对其策略可能性的评估需要结合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
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者和其他批判理论家一起寻求建立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公共的，相关的和不稳定的维度。[66]对自决的主张不仅可以表达对自治的渴望，也可以表达对参与建构我们存在的社会的渴望。如果有选择性地援引，权利话语可以帮助从属群体去改变长期处于从属状态的现状。
四、另类视角
最后一个问题是，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结合，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可供选择的良好社会版本。尽管这两种理论都反映出对这类构想的价值广泛矛盾，但关注的焦点却在不断变化。大多数批判性理论都试图构建新的观点来回避女权主义者最关注的问题，或是继续致力于对不确定性的挑战。由于这些原因，女权主义的法律批判家很少关注理想化的构想。相反，他们集中致力于识别那些他们所赞成观点的核心价值以及这种价值观所隐含的具体法律和体制变革。
大多数完善的乌托邦模式也往往存在一个可行性的问题。目标往往是模糊的，往往像是普遍的愿望，比如罗伯托·昂格（Roberto Unger）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剥夺和贫穷，没有只能在被他人孤立或屈从于他人之间的选择。”[67]这样的构想让大多数关注的问题都没有答案，比如，如何在具体情况下解释和实现这些理想，如何解决纠纷，以及如何重建两性关系？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标准的关键策略是指定要生成答案的具体条件。哈贝马斯（Habermas）的理想言谈情境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例子。根据他的理论，只有通过社会所有成员都充分参与的、不受胁迫的讨论才能获得某种信仰。一些批判性女权主义者，包括杜希拉·康内尔（Drucilla Cornell） 和西拉·贝哈布（Seyla Benhabib）都借鉴了类似的对话结构。[68]
然而，这种策略在多个层面上存在问题。一个问题存在于理想形成的抽象层次。拥有不同经验、兴趣和资源的个人如何达成共识，或如何通过大量的特异性来预测他们的共鸣，从而提供足够的启发式框架，这并不是不言而喻的。强调非强制性对话的策略往往会避开各方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同的问题。并且历史上女性一贯保持沉默，而大部分批判女权主义者对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并没有满意的对策。[69]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它源于理想主义者将对话视为对社会从属地位主要反应的信念。另一种观点认为，核心问题是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想象的贫乏源于我们低估了物质条件。大部分女权主义者不难想象一个没有普遍的性暴力或女性贫穷化的世界；问题在于对使这一愿景成为可能的具体策略的支持。[70]当然，只要我们保留一种使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我们就不能摆脱强制性的体制结构。并且，只要这种结构限制了我们挑战它的能力，我们也不能摆脱这种意识形态。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于涉及物质和意识形态的特殊问题上。女权主义法律批判家们并不是假设一些普遍的乌托邦计划，而是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既挑战了结构性的不平等，也挑战了它们背后的规范预设。在评估特定策略时，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侧重于提高改善女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能力;那些女性最需要帮助的方面;提高女性的自尊、权力和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能力。[71]
同工同酬的运动，给增加女性的财务安全提供了直接的机会。这项运动帮助揭露了“女性工作”被低估的情况，暴露了雇主的薪酬标准中存在的性别和种族偏见，并帮助了工厂的组织力度。[72]同工同酬倡议还提出了有关市场原则和社会优先事项等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奖励各种职业以及如何做出这些决定。这个社会给停车服务员的薪资比小孩看护更高，不管这些职位的性别构成是什么，我们是否感到舒适？为获得同等价值而进行的斗争可能会引发对不平等的范围和维持它的意识形态的重新思考。
女权主义者对具体问题的关注避免了在变革过程中必然改变的理想化愿景。女权主义的法律批判家们对预测性别在良好社会中的确切作用并不感兴趣，而对破坏其在这一社会中的作用感兴趣。更多关于性别是否最终会变得像眼睛颜色一样不重要或者是否有一些与性别相关的特征和从属关系将变得不是一个问题的推测似乎是富有成效的。[73]既然现在关于性别关系的问题是权力的不平等，我们不能在一个根据定义不存在这种差距的理想世界中充分预测这种关系的形式。在乌托邦和现实的层面上，批判性女权主义不愿意被局限在关于女性与男性共性和区别的争论中。它的观点既不是接受，也不是压制差异，而是挑战二元论，让世界因为差异的存在而更加安全。
尽管我们不能事先知道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但我们知道，它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社会。它将不会是一个在地位、权力和安全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社会。它也不会是一个剥夺其许多成员对其日常生活条件的实质性控制的社会。为了充分发挥其潜力，女权主义不仅需要考虑到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女性之间的关系。性别平等的责任自然引发了妇女运动，但不足以实现其背后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将女权主义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法律理论所表达的愿望置于对抗与结盟的张力之中。
（责任编辑：王金霞）
﹡文章原载《斯坦福法律评论》，1990，42（3）：617-638。黛博拉·L.罗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坦福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感谢彼得·查德威克,凯莎琳·巴特利,托马斯·格雷,格尼尔·加尼尔,亨利•格里利,马克·凯尔曼,克里斯汀•利特尔顿,罗伯特·博斯特,卡罗尔·桑格,瑞瓦·斯吉,威廉·西蒙和约翰·史迪克的评论。林芳，西北政法大学2017级法理学硕士。
** 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1]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Toward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WOMAN AND REVOLUTION 2, 2 (L. Sargented. 1981).
[2] Gloria Joseph, TheIncompatible Menage á Trois: Marxism, Feminism and Racism, inWOMAN AND REVOLUTION, supra note 1, at 91.
[3] Deborah Rhode, FeministCritical Theories, in CRITICAL LEGAL THEORY - (J. Stick ed.1990) (即将出版)。
[4]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妇女问题”的处理,见RICHARD J. EVANS, THE FEMINISTS 156-77(1977);1 PHILIP S. FONER, WOME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33, 271-85(1979); Nancy Fraser, 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 The Case ofHabermas and Gender, 35 NEw GERMAN CRIQUE 97 (1985), reprinted inFEMINISM AS CRITIQUE 31 (S. Benhabib & D. Cornell eds. 1987); SUSAN MOLLEROKIN, JUSTICE, GENDER AND THE FAMILY - (1989) (即将出版); BARBARA TAYLOR, EVEAND THE NEW JERUSALEM: SOCIALISM AND FEMIN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x-xviii,217-60 (1983).见ALISON M.JAGGAR, FEMINIST PoLrrICS AND HUMANNATURE (1983);见注释5。调查这些运动的知识史上的沉默也是有益的。例如,杰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索引中没有找到女性、性别或女权主义的条目。见MARTIN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1973).
[5] 见 CarrieMenkel-Meadow, Feminist Legal Theory, Critical Legal Studies, and LegalEducation or "The Fem-Crits Go to Law School, "38 J. LEGAL EDUC.61 (1988); Robin West, Deconstructing the CLS-Fem Split, 2 WIs. WOMEN'S L.J. 85(1986). 早期的批判性法律研究文集中并不探讨性别问题,不包括以女权主义为核心主题的论文,有的也只是象征性的提及女权主义几篇文章。相关的文集参见,例如,THE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QUE (D. Kairys ed. 1982); Critical LegalStudies Symposium, 36 STAN. L. REV. 1 (1984); CARDOZO L. REV. 691 (1985)(批判性法律研究研讨会).
[6] 关于女权主义观点在法律界的边缘化和同质化的讨论,见,例如,Deborah L. Rhode, The "Woman's Point of View," 38 J. LEGAL EDUC. 39 (1988), and companion articles in that symposium,as well as in Gender and the Law, 40 STAN. L. REV. 1163 (1988).关于性别差异的问题,见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32-45 (1987); DEBORAH L.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117-25 (1989); Deborah L.Rhode, Definitions of Difference,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DIFFERENCE 197 (D. Rhode ed. 1990); Lucinda M. Finley, Transcending EqualityTheory: A Way Out of the Maternity and the Workplace Debate, 86 COLUM. L.REV. 1118 (1986); Ann E. Freedman, Sex Equality, Sex Differences, and theSupreme Court, 92 YALE L.J. 913 (1983); Herma Hill Kay, Models ofEquality, 1985 U. ILL. L. REV. 39; Sylvia A. Law, Rethinking Sex and theConstitution, 132 U. PA. L. REV. 955 (1984); Christine A. Littleton, ReconstructingSexual Equality, 75 CALIF. L. REV. 1279 (1987); Stephanie M. Wildman,The Legitimation of Sex Discrimination: A Critical Response to Supreme CourtJurisprudence, 63 OR. L. REV. 265 (1984).
[7] 见 Menkel-Meadow,参考注释5;Minority Critiques of the Critical LegalStudies Movement, 22 HARV.C.R.-C.L. L. REV. 297 (1987); Voices of Experience: New Responses to GenderDiscourse, 24 HARV. C.R.-C.L. L. REV. 1 (1989).
[8]像弗朗索瓦•利奥塔这样的批判人士援引了后现代主义术语描述当代人们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信念的崩溃。自启蒙运动以来,后设叙事一直在寻求发展客观科学、普遍道德和自主艺术的原则。为了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否定,即通过理性或人类本质来获得的分类、非偶然、抽象的理论可以作为知识的基础,见 JEAN 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84);POST-ANALyTIC PHILOSOPHY (J. Rajchmand & C. West eds. 1985); Nancy Fraser& Linda Nicholsen, Sod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rrxcs OFPOSTMODERNIsM 83 (A. Ross ed. 1988); Sandra Harding, The Instability of theAnalytical Categories of Feminist Theory, 11 SIGNS 645 (1986); David Luban,Legal Modernism, 84 MICH. L. REV. 1656 (1986); Robin West, Feminism, CriticalSocial Theory and Law, 1989 U. CHI. LEGAL F. 59.起源于并促成了后现代传统的后结构主义曾提及的解释理论认为，意义是一种文化建构,由语言或符号形式的安排所调和。后结构主义与其他解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这些安排是不稳定的,而且是保守的,读者创造而不是简单地发现意义。完整观点见 CHRISTOPHER NORRIS,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82);Peter Fitzpatrick & Alan Hunt, Critical Legal Studies: Introduction, 14J.L.& Soc'y 1 (1987); David Kennedy, Critical Theory, Structuralism andContemporary Legal Scholarship, 21 NEW ENG. L. REV. 209 (1986).
[9] J.F.LYOTARD, supra note 8; Jane Flax,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Feminist Theory, 12 SIGNS 621 (1987). 批判性法律研究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范围涉及罗伯特·昂格尔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继续接受普遍性主张,以及邓肯·肯尼迪对解构主义的依赖。对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KNOWLEDGE ANDPOLITICS (1975)和JV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1975) 和Peter Gabel & Duncan Kennedy, Roll Over Beethoven, 36 STAN.L. REV. 1 (1984).
[10] 正如Nancy Cott评论道,“在解构意义分类的过程中的,我们不仅解构了‘女性’和‘真相’的男权定义,同时也解构了我们自己对‘女性’、‘女权主义’和‘压迫’的分析。”(引用于FrancesE. Macia-Lees, Patricia Sharpe & Colleen Ballerino Cohen, ThePostmodernist Turn in Anthropology: Caution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15 SIGNS 7, 27 (1989)).
[11] 对比C. MACKINNON,见注释6, at 81-92（探讨强奸和性暴力的社会结构）和id. at 23 (关于它的普遍性的事实).又见CATHARINF.A.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100(1989)（承认而非探索这个难题).
[12] 关于“不完全是”的讨论,见id. andDIANA E. H. RUSSELL, RAPE IN MARRIAGE 44-48, 207 (1982).
[13] 根据凯瑟琳·麦金侬的观点,“意识提升是主要的分析方法、组织结构、实践方式和女性运动的社会变化理论。”见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7 SIGNS 515, 519(1982); 又见Nancy Hartsock, Fundamental Feminism: Process andPerspective, 2 QUEST 67, 71-79 (1975); Elizabeth M. Schneider, TheDialectic of Right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 from the Women's Movement,61 N.Y.U. L. REV. 589, 602-03 (1986).
[14] 见,例如,the work of Amelie Rorty, discussed in Katharine T.Bartlett, Feminist Legal Methods, 103 HARV. L. REV. 829 (1990); MargaretJane Radin, The Pragmatist and the Feminist, 63 S. CAL. L. REV - (1990)(即将出版).
[15]见,例如,Patricia Williams, Spirit Murdering the Messenger: The Discourse ofFingerpointing as the Law's Response to Racism, 42 U. MIAMI L. REV. 127 (1987);Mari J. Matsuda, Public Response to Racist Speech: Considering the Victim'sStory, 87 MICH. L. REV. 2320 (1989); Robin L. West, The Difference in Women’sHedonic Lives: A Phenomenological Critique of Feminist Legal Theory, 3Wis.WOMEN’s L. J. 81 (1987).
[16] 见 Duncan Kennedy, The Structure of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28 BUFFALO L. REV. 205 (1979); R.M. UNGER, 见注释9.
[17] 见 Menkel-Meadow,注释5,at 61; 也见MacKinnon,注释13,也见West,注释15。
[18]见 Menkel-Meadow,注释5,at 61; 也见MacKinnon,注释13,也见West,注释15。
[19] MacKinnon,见注释13, at 637 n.5. 相似的观点,见C. MACKINNON, 注释11,at115-16.
[20] 见West,见注释15,at 117-18.对麦金侬观点的评论见,On Collaboration, in FEMINISM UNMODIFIED, 注释6,at 198-205,见Katharine T. Bartlett, MacKinnon'sFeminism: Power on Whose Terms? (书评), 75 CALIF. L.REV. 1559, 1564 (1987); Christina B. Whitman, Law and Sex (书评), 86 MICH. L. REV. 1369, 1399-1400 (1988). 见generally Ruth Colker, Feminism, Sexnuality, and Sel. A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68 B.U.L. REV. 217(1988); 见Angela P. Harris, Race and Essentialismin Feminist Legal Theory, 42 STAN. L. REV. 581 (1990); 见Christine A. Littleton, Feminist Jurisprudence: The Difference MethodMakes (书评), 41 STAN. L. REV. 751 (1989); 见Frances Olsen, Feminist Theory in Grand Style (书评), 89 COLUM. L. REV. 1147 (1989).
[21] 见,例如,D. RHODE,JUSTICE AND GENDER, 注释6, at 66 (1989); Lisa Belkin, Bars to Equality of Sexes Seen asEroding Slowly, N. Y. Times, Aug. 20, 1989, at 1, 16(61%的妻子认为丈夫在家务劳动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平均水平;在全职工作的女性中,有70%的人认为女性的晋升机会比工作的男性要高;只有39%的黑人女性和22%的白人女性认为有组织的女性团体让她们的生活更美好);RosyOutlook Among Women Ages 18 to 44, San Francisco Examiner,Aug. 23, 1988, at A7,col. 3(发现近90%的生育年龄的女性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 更多的研究,见 SPOUSE,PARENT, WORKER: ON GENDER AND MULTIPLE ROLES (F. Crosby ed. 1987).
[22] 关于色情作品的差异,对比West,supra note 15, at 134-39 with MACKINNON, supra note 6, at 127-213. 关于生育政策,对比Finley, supra note 6, Herma Hill Kay, Equalityand Difference: The Case of Pregnancy, 1 BERKELEY WOMEN'S L.J. 1 (1985), and Reva B. Siegel, Employment EqualityUnder the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8, 94 YALE L.J. 929(1984-1985) (student author) with Nadine Taub, From Parental Leaves toNurturing Leaves, 13 N.Y.U. REV. L. & Soc. CHANGE 381 (1985) and WendyW. Williams, Equality's Riddle: Pregnancy and the Equal Treatment/SpecialTreatment Debate, 13 N.Y.U. REV. L. & Soc. CHANGE 325 (1984-85). 关于代孕的不同, 见sources cited in D. RHODE, JUSTICE ANDGENDER, supra note 6, at 257-62. For differences on surrogate motherhood, seeid. At 223-29, and MARTHA A. FIELD, SURROGATE MOTHERHOOD (1988).
[23] Menkel-Meadow,supra note 5, at 61.
[24] 代表性理论,见,e.g.,NANCY C. HARTSOCK, MONEY, SEX & POWER: To-WARD A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17-18, 135, 231-47 (1983).对于这些理论的批判,见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FEMINISM 163-96 (1986); Bartlett, supra note 14.
[25] West, supra note 8, at 48.
[26] 见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 (1982); MARY FIELD BELENKY, BLYTHE MCVICKAR CLINCHY, NANCYRULE GOLDBERGER & JILL MATTUCK TARULE, WOMEN'S WAYS OF KNOWING (1986);Colker, supra note 20; Carrie Menkel-Meadow, Portia in A Different Voice:Speculations on a Women's Lawyering Process, 1 BERKELEY WOMEN'S L.J. 39(1985).
[27] 这个短语出自Elizabeth V. Spelman's in INESSENTIAL WOMAN: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 187 (1988). 也见 ADRIENNE RICH, Disloyal to Civilization: Feminism, Racism,Gynephobia, in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275 (1979).
[28] MacKinnon,supra note 13, at 637 n.5, 引用注释19.
[29] 见,例如,Harris, supra note 20; Marlee Kline, Race, Racismand Feminist Legal Theory, 12 HARV. WOMEN'S L.J. 115 (1989); JudyScales-Trent, Black Women and the Constitution: Finding Our Place, AssertingOur Rights, 24 HARV. C.R.-C.L. L. REv. 9 (1989); Kimberle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1989U. CHI. LEGAL F. 139. 分析性别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环境中是如何变化的,见 Kay Deaux& Brenda Major, A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of Gender, in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DIFFERENCE, supra note 6, at 89.
[30] D.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supra note 6, at 311-12.
[31] 见,例如,Frances Olsen, Statutory Rape: A Feminist Critiqueof Rights Analysis, 63 TEX. L. REV. 387 (1984); Wendy W. Williams, TheEquality Crisis: Some Reflections on Culture, Courts, and Feminism, 7WOMEN's RTS. L. REP. 175 (1982); Williams, supra note 22.
[32] 见 C. MACKINNON, supra note 6, at 32-45;Littleton, supra note 6; D. RHODE,JUSTICE AND GENDER, supra note 6, at 81-111;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175-77 (1988).
[33] 见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CONTINGENCIES OFVALUE 94, 166-79 (1988); Flax, supra note 9; Fraser & Nicholsen, supra note8, at 91; Mary E. Hawkesworth, Knower, Knowing, Known: Feminist Theory andClaims of Truth, 14 SIGNS 533, 557 (1989) (声称“在没有普遍有效性主张的情况下,女权主义的解释从其阐释现有社会关系的能力中获得了辩护,并证明了其他解释的不足").
[34] 见Martha Minow, Beyond Universality, 1989U. CHI. LEGAL F. 115. 也见 Susan Griffin, The Way of All Ideology, inFEMINIST THEORY: A CRrIQUE OF IDEOLOGY 273 (N. Keohane, M. Rosaldo & B.Gelpi eds. 1982); Deborah L. Rhode, Introduc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on Sexual Diference,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DIFFERENCE,supra note 6.
[35] RobertW. Gordon, New Developments in Legal Theory, in THE POLITICS OF LAW: APROGRESSIVE CRITIQUE, supra note 5, at 281; A. Hutchinson, Introduction toCRITICAL LEGAL STUDIES (A. Hutchinson ed. 1989).
[36] 比如,尽管苏珊·奥金批判了约翰·罗尔斯的关于自我主义的假设,以及他对性别不平等的不敏感,但她认为他的框架可以与女权主义原则相一致。见 Susan Moller Okin, Reason and Feeling in ThinkingAbout Justice, 99 ETHICS 229, 230, 248 (1989). 相反观点见 MariMatsuda, Liberal Jurisprudence and Abstracted Visions of Human Nature: AFeminist Critique of Rawls' Theory ofJustice 16 N.M.L. REV. 613 (1986). 也见CHARLES LARMORE, PATTERNS OF MORAL COMPLEXITY 107-29 (1987)(认为自由主义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论,不需要将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普遍价值);Robin L. West, Liberalism Rediscovered- APragmatic Definition of the Liberal Vision, 46 U. Prrr. L. REV. 673 (1985).
[37] 见 JOHN RAWLS, A THEORY OFJUSTICE (1971);Ronald Dworkin, Liberalism, in 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 113 (S. Hampshireed. 1978); BRUCE ACKERMAN,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1980). 也见 Steven Shiffrin, Liberalism, Radicalism, and Legal Scholarship,30 UCLA L. REV. 1103 (1983); West, supra note 36.
[38] Robin West, Economic Manand Literary Woman: One Contrast, 39 MERCER L. REV. 867 (1988).
[39] A.JAGGAR, supra note 4, at 21-22; Virginia Held, Feminism and Moral Theory, inWOMEN AND MORAL THEORY 111 (E. Kittay & D. Meyers eds. 1987); Susan MollerOkin, Humanist Liberalism, in 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 39 (N.Rosenblum ed. 1989); Robin West,Jurisprudence and Gender, 55 U. CHI. L.REV. 1 (1988).
[40] 见,例如,West, supra note 39, at 36; JenniferNedelsky, Reconceiving Autonomy: Sources, Thoughts and Possibilities, 1YALEJ.L. & FEMINISM 7 (1989); 也见 Kathryn Jackson, And Justice for All? Human Nature and theFeminist Critique of Liberalism, in WOMEN AND A NEW ACADEMY 122 (J. O'Barred. 1989) (认为二元主义方法无法充分认识到诸如自治和关怀等价值的相互依赖性)。
[41] Comparethe focus on childbirth in West, supra note 39, at 2-3, with the emphasis onidentification with primary caretakers in 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7 (1978); DOROTHYDINNERSTEIN,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5 (1976); the attention tostereotypes in CYNTHIA FUCHS EPSTEIN, DECEPTIVE DISTINCTIONS (1988); and the focuson power in Feminist Discourse, Moral Values and the Law-A Conversation, 34BUFFALO L. REV. 11, 71-72 (1985) (麦金侬的评论).
[42] 见注释39。
[43] A.JAGGAR, supra note 4, at 40-42; MARK KELMAN, A GUIDE TO CRITICAL LEGAL STUDIES66-67 (1987).
[44] 见 JUDTTH N.SHKLAR, LEGALISM (1964); Duncan Kennedy, Legal Formality, 2J. LEGALSTUD. 351, 371-72 (1973); Karl Klare, Law-Making as Praxis, 40 TELOS123, 132 (1970).
[45] 见 Clare Dalton,An Essay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Contract Doctrine, 94 YALE LJ. 997,1106-08 (1985).
[46] 见 Rhode, Definitionsof Difference, supra note 6.
[47] Territory v. Armstrong, 28Haw. 88 (1924)(与被判犯有通奸罪的女性相比,对男性的法律惩罚更大); Wark v. Maine, 266 A.2d 62, 64-65 (Me. 1970) (与受到逃避刑事制裁处分的女性相比,对男性更容易有法律上的惩罚),cert.denied, 400 U.S. 952 (1970);Exparte Gosselin, 141 Me. 412, 421, 44 A.2d 882, 885-86 (1945)（小罪如醉酒对女性的法定处罚要比男性更大)Commonwealth v. Daniel, 210 Pa. Super. 156, 232 A.2d 247 (1967),rev'd, 430 Pa. 642, 243 A.2d 400 (1968)(当涉及犯抢劫罪时,相较于女性，无效的成文法使法官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为男性脱罪).对监护规定的变更,见FranOlsen, The Politics of Family Law, 2 LAW & INEQUALITY 1, 12-19(1984).
[48] 见Geduldig v.Aiello, 417 U.S. 484, 497 n.20 (1974); 也见 General Elec. Co. v. Gilbert 429 U.S. 125 (1976).
[49] LENOREJ. WEITZMAN, THE DIVORCE REVOLUTION (1985); Herma Hill Kay, Equality andDifference: A Perspective on No-Fault Divorce and ItsA ftermath, 56 U. CIN.L. REV. 1, 60-65 (1987); Deborah L. Rhode & Martha Minow, Reforming theQuestions, Questioning the Reform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Divorce Reform,in DIVORCE REFORM AT THE CROSS ROADS (S. Sugarman & Kay eds. 1990) (即将出版).
[50] Dalton,supra note 45, at 1107; Frances E. Olsen, The Myth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the Family, 18 U. MICH.J.L. REF. 835 (1985).
[51] 见MICHAEL D.A. FREEMAN & CHRISTINA M.LYON, COHABITATION WITHOUT MARRIAGE: AN ESSAY IN LAW AND SOCIAL POLICY (1983);DIANA E.H. RUSSELL, RAPE IN MARRIAGE 17-24 (1982); Olsen, supra note 50, at843-58; Marjorie Maguire Shultz, Contractual Ordering of Marriage: A NewModel for State Policy, 70 CALIF. L. REV. 204 (1982).
[52] C.GILLIGAN, supra note 26; Annette Baier, Trust and Antitrust, 96 ETHICS231, 247-53 (1986); Sara Ruddick, Maternal Thinking, 6 FEMINIST STUD. 342(1980); 也见 Lynne N. Henderson, Legality andEmpathy, 85 MICH. L. REV. 1574 (1987); Menkel-Meadow, supra note 26.
[53] ToniMasaro, Empathy, Legal Storytelling, and the Rule of Law, 87 MICH. L.REV. 2104 (1989)
[54] 见Janet Rifkin, Mediation from a FeministPerspective: Promise and Problems, 2 LAw & INEQUALITY 21 (1984).例如,国家妇女与家庭法中心坚持认为,因为在离婚案件中妻子没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在没有律师代表的情况下,她们并没有在非正式的场合中进行平等协商的能力。见 Carol Lefcourt, Women, Mediation, and Family Law,18 CLEARINGHOUSE REv. 266 (1984). 类似地,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研究人员发现,调解往往会使虐待行为延续下去,因为这意味着,攻击行为并不会被刑事制裁,而当事人也有责任阻止其发生。见 Lisa G. Lerman, Mediation of Wife AbuseCases: The Adverse Impact of Informal Dispute Resolution on Women, 7 HARV.WOMEN'S L.J. 57 (1984).
[55] JudithResnik, On the Bias: Feminist Reconsiderations of the Aspirations forJudges, 61 S. CAL. L. REV. 1877, 1926-33 (1988); Rifkin, supra note 54.
[56] Olsen,supra note 31;见Peter Gabel, The Phenomenology ofRights-Consciousness and the Pact of the Withdrawn Selves, 62 TEX. L. REV.1563 (1984); Mark Tushnet, An Essay on Rights, 62 TEX. L. REV. 1363,1382-84 (1984).
[57] 见注释56和66;THE PoLrrT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 supra note5; Adelaide Villamore, The Left's Problems With Rights, 9 LEGAL STUD. F.39 (1985).
[58] 见Dawn-Marie Driscoll & Barbara J. Rouse, Througha Glass Darkly: A Look at State Equal Rights Amendments, 12 SUFFOLK U.L.REV. 1282, 1308 (1978); D.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supra note 6, at 92.
[59] 见D.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supra note 6;Catharine A. MacKinnon, Unthinking ERA Thinking (书评), 54 U. CHI. L. REV. 759 (1987).
[60] 见注释52; MICHAEL IGNATIEFF, THE NEEDS OF STRANGERS 13 (1984).
[61] 对比U.S. CONST. amend. II and AmericanBooksellers Ass'n v. Hudnut, 771 F.2d 323 (7th Cir. 1985), aff'd, 475 U.S. 1001(1986), with 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s., 109 S. Ct. 3040 (1989), andHarris v. McRae, 448 U.S. 297 (1980).
[62] RICHARDABEL, AMERICAN LAWYERS (1989); Richard L. Abel, United States: TheContradictions of Professionalism, 1 LAWYERS IN SOCIETY: THE COMMON LAWWORLD 186 (R. Abel & P. Lewis eds. 1988); STUART A. SCHEINGOLD, THEPOLITICS OF RIGHTS: LAWYERS,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CHANGE 172 (1974);Deborah L. Rhode, The Rhetoric of Professional Reform, 45 MD. L. REV.274, 281-82 (1986).
[63] KimberleWilliams Crenshaw, Rac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Transformation andLegitimation in Antidiscrimination Law, 101 HARV. L. REV. 1331, 1366-69(1988); Schneider, supra note 13; Patricia J. Williams, Alchemical Notes:Reconstructing Ideals From Deconstructed Rights, 22 HARV. C.R.-C.L. L. REV.401 (1987).
[64] 见Schneider, supra note 13; Martha Minow,Interpreting Rights: An Essay for Robert Cover, 96 YALE tJ. 1860, 1875-77(1987).
[65] 见注释59。
[66] 见 StaughtonLynd, Communal Rights, 62 TEx. L. REv. 1417 (1984);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The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96 HARV. L. REV. 561, 612-16 (1983).
[67] 见Unger, supra note 66, at 651; 也见 R. UNGER, supra note 9, at 18, 24. 对这种普遍期望的批判性回顾,见 B.HERRNSTEIN SMITH, supra note 33, at 81-114.
[68] 见Seyla Benhabib, The Generalized and theConcrete Other, in FEMINISM AS CRITIQUE, supra note 4, at 92-94; 也见J. HABERMAS, supra note 9; RichardJ. Bernstein, Philosophy in theConversation of Mankind, in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54, 82 (R. Hollingered. 1985).
[69] 法学院语境之下讨论女性的沉默,见Women inLegal Education-Pedagogy, Law, Theory, and Practice, 38 J. LEGAL EDUC. 147 (1988); CatherineWeiss & Louise Melling, The Legal Education of Twenty Women, 40STAN. L. REV. 1299 (1988); James R. Elkins, Worlds of Silence: Women in LawSchool, 8 A.L.S.A.F. 1 (1984).
[70] B.HERRNSTEIN SMITH, supra note 33, at 81, 111; Davis Cole, Getting There:Reflections on Trashing from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nd Critical Theory, 8HARV. WOMEN'S L.J. 59 (1985); Crenshaw, supra note 63, at 1387.
[71] 见CHARLOTTE BUNCH, PASSIONATE POLITICS 104,111 (1986)(支持类似的评价标准,并敦促女权主义者推动改革,同时反对那种改革主义的理论，它的前提即是认为在没有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性别平等是可能的前提)。
[72] 见D. RHODE, JUSTICE AND GENDER, supra note 6,at 368-69, 379-81. 也见 COMPARABLE WORTH: NEW DIRECTIONS FORRESEARCH (H. Hartmann ed. 1985).
[73] 对比 Richard A. Wasserstrom, Racism, Seism, and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 Approach to the Topics, 24 UCLA L. REV. 581,603-15 (1977) (认为在好的社会中,性别会变得和眼睛颜色一样无关紧要)withLittleton, supra note 6 at 1304-37(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性别差异会在新的社会情况下存在,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降低这些差异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