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人的世界性交往空前加深。然而具有文化规定性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交往并非总是和平和谐的，相反人类普遍交往中的冲突、战争此起彼伏并不断升级，核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在增大，人类和平受到巨大威胁，世界秩序出现严重危机，人类陷入深深的焦虑和不安中。世界交往中冲突和战争出现既有经济方面的物质利益原因、政治方面的势力范围原因，同时亦有民族的、文化的、价值观的原因。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强调的是文化、文明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分析框架”。这里的文明实际上是文化，因而他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可以说是“文化分析框架”，“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

既然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这种作用的性质是什么？是引起冲突、战争，还是达成和平、和谐？人类普遍交往的理想是避免冲突和战争，追求世界和平、和谐。和平、和谐的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是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文化和谐之因必致政治和谐之果。因此，在理论上寻求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成为人类的紧迫课题。所谓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是普遍性世界交往和文化多元性客观存在的文化本质联系以及认识、对待、处理多元文化之间关系的指导性原则。“治世有道，得道大安”“以道莅天下”（《老子》）是中华治理文化的优良传统。面对当代人类多元文化交往互动的客观事实，我们应有“以道莅天下”的态度、胸怀和境界，积极探寻和践行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

一、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的主体维度

文化的普遍性主体是人，文化的具体性主体是民族。从文化的普遍性主体来看，人类文化具有统一性，从文化的具体性主体来看，人类文化具有多元性，因此人类文化是统一性和多元性的辩证统一。人类文化的一多辩证统一本性，是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的基础。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和人类性规避了人类文化因其多元性而陷入相互冲突的风险，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反过来又避免了人类文化因统一性而走向文化霸权主义、单一主义。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的对立统一，是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的基础性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在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中的具体体现。

由于文化的具体性主体是民族和民族国家，所以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根据和理由。文化作为民族的规定性以及民族意志、民族性格的体现，显示着民族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不是抽象的，他总是表现为具体的民族主体性、个性主体性。文化多元化就是人的主体性在人的存在的民族形态上的体现。因此，无视和否定文化多元性，就是否定人的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是近代哲学所揭示的人的根本性规定。李泽厚指出：“就人与自然、对象世界的动态区别而言，人性便是主体性。就是说，相对于整个对象世界，人类给自己建立了一套既感性具体拥有现实物质基础（自然）又超生物族类、具有普遍必然性质（社会）的主体力量结构（能量和信息）。”文化就是这种“主体力量结构”即主体性的一个层次、维度和重要部分。民族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其所创造和拥有的文化上。一个民族的存在总是同一定的文化内在相连。文化在则民族在，文化亡则民族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力量和性格，因此以彼民族文化代替此民族文化，就是在消灭此民族的血脉、力量和性格，无异于消灭此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就是民族的多元性，就是人的主体性存在的体现。在近现代学术史中，维科、赫尔德、狄尔泰、洪堡、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都注意到文化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所强调的理性，主张文化具有历史性、具体性、民族性，同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方式相联系，是一个民族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民族文化的性质同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的特殊性相关，同时也与该民族的民族性相关。面对同样的地理气候环境，不同的民族在其中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赫尔德强调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有关，其他民族如果处于中国古代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中则不一定会创造出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多元论有助于打破近代西方人的文化偏见。”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因而作为民族性展现的文化就具有特殊的民族性。民族性的主要内容是民族意志，民族意志表现为文化意志、文明意志、文化价值。“文明是有意志的，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由于各民族所找到的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有所不同，因而人类文化便呈现出多元性。

人类文化多元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特别是作为一种民族主体性存在，要求不同民族对这种多元的民族主体性建立一种正当的、合理的态度，唯其如此人类多元文化才能和谐相处。这种正当的、合理的态度，是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的重要内容。首先，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不能用一种所谓的“优越文化”代替、消灭其他文化，使文化一元化。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各有其文化，其中大型的、有影响的文化模式有西方文化、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印度文化等。每一个多元文化模式都有其文化或文明意志以及牢不可破的精神内核，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不能也不应取代另一种文化模式。即使经济军事力量强大的文化模式也不能消灭其他文化模式或让其他文化模式从属于自己。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回忆说：“虽然我曾建议一位中国领导人把英语作为中国的第一语言，但对于一个自信的大国和文化而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的基石，把汉语改为英语无异于消灭中国文化，由西方文化取而代之，这是要消除文化的多元性，对此李光耀也认为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态度和做法就是如实地承认人类多元文化的存在。只有在承认的前提下，人类多元化才有可能和谐并存。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讲话中，提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应该注重坚持的原则：“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对待人类多元文明或文化应坚持的原则是平等对待、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开放包容、美美与共，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这些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多元文化的原则，是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违背这些原则，人类多元文化就会发生冲突。

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有其坚实的基础和现实可能性。首先，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可能性来自文化自身的固有属性。文化既有民族性、地方性，又有人类性、共同性。文化的民族性、地方性使人类各民族文化具有差异性。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引起文化冲突，但在另一种条件下则会带来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形成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如果各民族文化都不将自己的文化价值作为评判其他文化的标准，不丑人之丑而是美人之美，那么人类多元文化就会和谐相处。相反，如果各民族文化都把自己的文化价值作为评判其他文化的唯一标准，就容易引起文化冲突。人类多元文化要和谐相处，应该防止把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非正当地上升为世界性、普世性的价值标准。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把自己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作为世界性、普世性的唯一标准，这样势必导致不尊重其他文化价值的态度和行为，妨碍和破坏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以多元性心态让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性展现为人类文化的异彩纷呈，让人类的心灵和生活方式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同时具有人类性和共同性。由于人类不同民族都要面对和处理相同的生活生产问题，因而在文化上必然会有共同性、人类性的价值和思维，如人类不同文化都崇尚自由、秩序、爱等价值。中国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都追求“爱”价值。“爱”价值是各民族文化中都有的人类性、共同性。各民族文化所共有的人类性内容，使人类多元文化的主体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合作，促进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文化是民族性和人类性的统一。文化的民族差异性提醒我们应美人之美，文化的人类共同性使我们能美美与共。人类多元文化在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中必将实现和谐相处。

其次，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可能性来自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具有人类共同性。文化人类性的根据是人类共性的客观存在。各民族、种族的人确有各自的特性，但各民族、种族的人作为人来说都有共同的类本质。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重视思想的这种意识是无限重要的。只有当这种意识把自己例如作为世界主义固定起来而与具体的国家生活相对立时，它才是有缺陷的。”人有超越民族性之上的共同人性，人不能只是特殊的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肯定人有共同人性，他指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不同民族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人性对象化为文化，就使得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人类性、共同性。不同民族文化的著作文献可以在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翻译、相互理解，正在于多元文化中所蕴含的人的思维、意志、情感的共同性。倘若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没有共同性，那不同民族文化就会变得无法相互理解。因此，人的共同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文化的人类性，是人类多元文化能够和谐相处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根据。

再次，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可能性来自人类共同的经济活动和日益密切的世界性普遍交往。文化作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经济状况决定的。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已经一体化，各国的物质生产活动被纳入相互依赖的分工交换体系之中，各民族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主体之间的密切交往，必然生成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否则经济行为难以协调，因此像平等、自由、互惠互利的契约观念会成为人类的共同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指出：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世界的文学”大体相当于“世界的文化”。因为“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e”，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在此世界范围内的公共领域的共同思想观念会逐步形成。近年来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意味着人类公共性共同文化的生成和广泛认同，这是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基础和体现。

最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是人类近代数百年来的历史事实和发展主流。自15世纪以来多元文化接触日益密切，其间虽有文化冲突，然而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始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作为全球化发端的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就是因为哥伦布曾读过1492年刚刚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此后“哥伦布经常挂在嘴上的是黄金和珍珠，与中国和日本做生意发财”。《马可·波罗游记》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作品，这个文化作品把欧洲和中国乃至全世界联系了起来。这不是多元文化的冲突，而是多元文化的相互吸引、相互借鉴。人类多元文化接触在其开端是和谐的而非冲突的。西方启蒙时期的文化吸收了中国的儒家文化，推动了其理性主义文化发展。中国近代以来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再造历程，先后引进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一个典型领域是体育。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常以世界杯足球赛来说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可能性。世界杯足球赛上各个球队所在的民族国家文化是不同的，但大家在赛场上都能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并没有因文化和语言的不同而发生冲突，各种文化身份的运动员们有序比赛，彼此友好，相互学习，气氛欢乐。人类应以共同性体育文化为典范，推动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平等共存、相互借鉴、美美与共。

二、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的时间维度

人类文化产生于历史时间之中，也存在和发展于历史时间之中。文化像一条连续的红线，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穿起来，使人类历史具有连续性、积累性和开放性。

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存在于各民族过去追求和谐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存在于人类当下追求文化和谐相处的客观需要中，存在于人类对未来文化和谐相处的深切期盼之中，由此构成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三大文化精神动力。

首先，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之道存在于各民族过去追求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文化传统是人类各民族历史生活实践中积淀的生活经验和宝贵智慧，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人类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规范和范导作用。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所说：“每一种东西都以它所从来的东西为营养，是很自然的。”同中国文化比较起来，西方文化重视对立和竞争，但西方哲学并不是只重视斗争不重视和谐，它强调斗争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和谐。在古希腊哲学中，赫拉克利特最强调斗争的重要性，他直言：“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但他同时强调，对立、斗争会产生和谐。他指出：“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例如自然便是将雌和雄配合起来，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可见只看到赫拉克利特强调斗争是不全面的，他同时也重视和谐。事物由对立的、差异的因素结合才会产生和谐，不同文化的结合也会产生和谐。

古希腊哲学中的“和谐说”可以直接成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的宝贵传统。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哲学上提出和谐宇宙观，认为宇宙中的事物都是按照“和谐的规律”运动的。他说：“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这是一种和谐宇宙论、和谐伦理学，在今天看来亦应是一种和谐文化论。

西方文化重视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西方文化自古洎今2000多年来极为重视正义、公正价值。可以说正义、公正价值是西方文化史中一以贯之的红线，而正义、公正是和谐和秩序的基础、核心和保障。从《荷马史诗》到阿那克西曼德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再到20世纪罗尔斯的《正义论》，主线和核心价值都是正义和公正。《荷马史诗》主张诸神各有其管辖的领地范围，不能超越自己的管辖界限，否则神便丧失其荣誉。这种界限意识就是正义、公正观念。这是西方正义价值和思维的神圣奠基。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用公正来解释宇宙万物产生、运动的原因。他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是正义，他追求个人正义同城邦正义的统一。个人正义是个人理性、激情、欲望各得其所、相互和谐。城邦正义是治理者、生产者、军人诸等级各得其所、相互和谐。近代启蒙思想家康德将正义价值提高到人类生活的至高地位。他指出：“如果公正和正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具体概念”，即强调多种不同规定的综合统一，强调将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综合起来。马克思《资本论》的主旨是揭示剩余价值规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题也是追求历史的公正。20世纪70年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里程碑式的巨著《正义论》的首页就明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若将正义价值推至和运用于人类多元文化的关系之中，那么，人类多元文化就能够和谐相处。正义的基本含义是互不损害。人类多种文化在相互交往中能做到互不损害，便能保持和谐。多元文化间的正义就是文化和谐相处之道。康德著名的《永久和平论》、罗尔斯后期的《万民法》都意将正义、和平运用于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之间，推动和维护国际秩序和平和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醒人们认识到文明冲突的危险性存在，“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德国著名学者哈拉尔德·米勒则针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写出《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批判》一书，否定其文明冲突看法。西方文化自古至今对和谐、正义、公正、对话的追求，构成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重要观念动力和价值滋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能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提供可利用的丰厚资源和养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提供丰厚滋养，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重要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宗教性特征，有利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以神为本的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特征。自周代初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非宗教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范畴是“道”，不是“神”。与宗教性文化比较而言，中国的非宗教性文化具有非常可贵的非排他性，而宗教性文化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中国有儒教、道教、佛教等，三教之间没有发生过西方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宗教战争，相反三教之间可以相互并存、相互吸收，到宋明时期三教竟融合了起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中国的庙堂里可以同时供奉孔子、太上老君和佛陀。而以神为本的宗教性文化的排他性很强，在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长达数百年的宗教战争，中东伊斯兰诸教派之间的争斗也非常激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也同宗教因素相关。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使得它的排他性很弱而包容性很大。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宗教性、包容性，正是当今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应持守的正当性态度。我们应当将这种正当态度转化为多元文化交往的实践理性，并使之成为人类多元文化交往中的主导理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贵和尚中”特征，有利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贵和谐、尚中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精神。中国古代哲学的第一个命题是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把不同性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会生成新事物，而相同性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则事物就不会延续了。孔子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易传》强调“太和”价值观，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国合太和，乃利贞”（《周易·彖传》），“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是最好的和谐状态。张载把“太和”视为“道”，讲“太和所谓道”（《正蒙·太和》）“贵和”与“尚中”密切联系，通过“尚中”可以达到和谐。贵和是目的，尚中为手段。《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也就是“度”，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不走极端。李泽厚认为中国哲学的第一范畴是“度”。“度”要求执两用中，反对极端化。道家庄子亦主张：“不同同之之谓大。”认为“大同”是肯定各种“不同”而达到的更高的综合。

“贵和尚中”是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道”。只有持守“贵和尚中”的态度和方法，人类多元文化相遇时才会产生出和谐秩序，倘若各民族文化都把自己的文化极端化，各美其美、丑人之丑，那必然带来文化冲突、文明冲突。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就是极端化，包括宗教极端化、民族极端化。只有秉持“贵和尚中”的态度，才能平等对待、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开放包容、美美与共。中国文化“贵和尚中”特征，使得中国在当今世界能够担当文明调停者的角色。中国文化“在缓和、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在调停执着于一种教义的各宗教、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也许能起某种积极作用。与亨廷顿所说相反，中国文明也许能担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中的调停者。当然，这要到未来中国文化的物质力量有了巨大成长之后”。近来中国经斡旋成功促成伊朗和沙特达成和解，中国正在努力促成俄乌冲突达成和解。这种劝和促谈努力背后的文化动力正是中国文化“贵和尚中”，追求和谐、爱好和平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天下主义”特征，有利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天下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不同的。民族主义所关注的是民族之间的界限、差异，注重区分“我们”与“他者”。民族国家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近代文化中引进的观念。中华民族概念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发明的新概念。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西方列强的入侵逼出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根本的独立解放意识。而在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我们一直秉持天下主义世界秩序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既有地理空间的含义，更有理想的文明秩序的含义。列文森指出：在传统中国，“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顾炎武区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亡国是某个统治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则是一种普遍的价值体系的瓦解。中国士人所重视的不是王朝，而是天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主义精神，是今天推进和构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宝贵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求我们在理解和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不能只从民族国家文化利益出发，而要从全球多种不同民族共同文化利益出发，从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发来加以理解和处理。正如习近平所说：“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是合作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是在新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下主义精神的赓续传承，有利于促进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

其次，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存在于当下对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需要和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共同努力之中。

在历史的时间之流中，过去和现在是连续的，过去的文化传统就掌握在现在活动着的人类文化主体手中。现在的文化主体的能动选择和努力，对于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不相互冲突至关重要。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尽管文化或文明的冲突风险存在，但并非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文化主体并不是像文化决定论者所说的是被动的，而是有主体性、选择性和责任的。面对多元文化冲突风险的存在，文化主体特别是文化大国的领导人具有选择的主动能力和崇高责任。他们有能力和责任将人类多元文化引向和谐并存、共同繁荣，而不是相互冲突、相互损害。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传媒人士、作家、艺术家、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生产经营者，作为直接的文化主体，都应当发挥文化选择权利，肩负文化选择责任，主动将人类多元文化导向和谐相处、共同兴盛的光明道路。

文化主体的文化理解、文化自觉、文化思维对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非常重要。依哲学解释学之见，理解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当代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本质、属性、特征等应有充分深刻的理解和自觉，应按照文化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来对待和处理文化问题，这样方能实现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避免相互冲突。文化主体应充分理解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共同性；既具有族群性，又具有人类性；既具有地方性，又具有世界性。文化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结构，如果不理解文化的辩证性特征，只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将其抽象化、绝对化、极端化，就容易引发文化冲突。譬如，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开始到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再到基辛格，都把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解为等级化的朝贡体系。费正清说：“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将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同一原则向外示范。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朝贡体系诚然是中国文化的世界秩序，属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性、过去时，具有不平等性，然而中国文化经过100多年的现代化，已具有了时代性、现代性，其世界秩序已是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在许多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眼中，今天中国文化的世界秩序仍是等级性的朝贡体系，而非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一种静止的形而上学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把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割裂开来，造成文化冲突风险。亨廷顿注意到把文化的多元性和共同性割裂开来的文化冲突风险。他指出：“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文化多元主义，一些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外国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他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亨廷顿实际上批评了把文化的对立统一属性结构割裂开来的危险。文化主体的这种文化理解和自觉，有利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

为了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当代文化主体还应理解文化自身的层次性。文化有社会性、公域性层次的文化，有个体心性、私域性层次的文化。社会公域层次的文化主要涉及外在公共性行为，其价值追求是互不损害、公平正义，而个体私域的文化涉及个人的终极信仰、终极关怀和终极依靠。前者的主要形态是法律文化，后者的主要形态是宗教文化。文化是有特殊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但不同层次文化排他性的强弱程度是不同的。比较而言，社会公域层次的文化排他性较弱，个体私域层次的文化排他性则较强。譬如宗教因涉及个体终极信仰，其排他性很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虽然排他性是所有文化的共同特点，却有轻重之别，这体现在对待和处理与他者关系的态度和方法的差异上。这种差异取决于不同文化的核心，即宗教或学说的哲学基础。”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要求应是在社会性公域文化层次，各文化主体要共同遵守公平正义的法律规范，做到互不损害，平等对待，合作共赢，在个体心性、终极信仰层次各自保持自己文化的终极信仰。外在行为遵守共同规则，内在信仰各存其异，内外有别，各得其所。唯此人类多元文化方能和谐相处，共同繁荣。

最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存在于人类对未来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和“自由人联合体”美好价值理想的共同期盼中。

人和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其超越性，任何一种文化都以超越的姿态为自己悬设了一种理想的完美世界。这种理想悬设多在时间轴的未来方向上。人作为盼望未来的存在，对文化未来理想的追求成为人们奋斗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类未来的社会理想是“自由人联合体”。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类生活和交往达到了自由和谐状态。为什么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类能达到自由和谐状态？因为人类多元文化冲突的根源在未来被消除了。人类多元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存在、较量和对抗。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国家主权、利益、意志成为世界历史中至高无上的价值，任何民族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神圣的、优先的地位，而民族国家之上的人类及其利益被虚化。民族、种族成了文化、文明的唯一附着体，除民族国家之外似乎就没有文化、文明了，其他主体形态似乎都是野蛮和虚无。布鲁斯·马兹利什指出：“十八世纪文明概念产生之后，种族理论找到了一个宿主，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人们因为身体和灵魂、个人与社会走向堕落而焦虑，而种族理论能够有效地缓解这种焦虑，因而得以快速传播开来。”人们把心灵的肉体从教会转向了民族、国家、阶级等载体上，因而作为价值观念载体的民族、国家、阶级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为价值观特别是信仰价值本身具有多元性和排他性。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构想中，在未来的人类社会，阶级会消亡，国家会消亡，地域性的民族观念会弱化，因而文化的主体将会从民族国家转变和提升为人类。当然民族性的观念不会完全消失，但已不构成冲突的力量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是这种解答”。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层次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未来将会得到解决，其时多元文化冲突自然不存在了。未来社会的文化和解前景，对于现在怎样对待人类多元文化关系具有积极范导作用，可以构成今天人类追求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今天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向着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和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目标迈进的实践步骤和切实行动。

三、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的实践维度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是文化的基础和发展动力。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深度的加深，文化的各种狭隘界限必然会被不断打破，文化的地方性局限必然被不断超越。世界历史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世界文化，人类普遍性交往必然会生成与其相适应的普遍性文化价值观念。因此，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有其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从根本上说，达到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根据和路径是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品格的人类社会实践。

首先，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根据和路径，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实践的最基本形式。人类的第一需要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维持物质生活和生命存在。而当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经营已经成为全球物质生产实践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成为全球分工交换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物质生产活动已然成为世界性统一体系。在物质生产实践层面要有协调一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譬如各民族国家都要重视改造自然、重视创新、重视人才、重视权利、重视竞争、重视法律等，否则人类统一性的分工交换体系就难以顺利运转。这就要求人类多元文化必须和谐相处，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自外于全球物质生产实践所要求的思维和观念，除非你甘于贫穷落后。中国在全球物质生产实践领域所坚持的共同繁荣，互利共赢理念，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提供了重要根据。经济上的共同繁荣、互利共赢，为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亦反过来给全球物质生产实践以巨大促进作用。

其次，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根据和路径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是生产社会关系的实践。由于物质生产实践已然全球一体化，所以社会政治实践势力要求生产出适应全球性物质生产实践的全球性社会关系，生产出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譬如，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公平正义、互利共赢，这就是人类社会政治实践所要生产的国际社会关系。这是适应和促进全球化物质生产实践的新的人类社会关系。这种新的国际社会关系要求人类多元文化必然与其相适应。而只有多元文化的和谐关系，才能适应和促进这种新的国际社会关系。多元文化冲突必然破坏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社会关系。各民族国家的文化都应当服务和促进持久和平等新的国际社会关系，要消除和否定破坏持久和平的文化取向。人类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等新的国际社会关系是人类的根本利益所在，反映和塑造这种体现人类根本利益的文化，就是人类多元文化的平等对待、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相互交融、开放包容，美美与共，就是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这是文化中积极的进步的文明内容和方向。与此相反，文化霸权、文化隔绝、文化优越等不当倾向，只能破坏持久和平等新的国际社会关系，破坏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破坏人类共同繁荣。足见，生产社会关系的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内在地客观地要求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要求共创人类新的交往文明。

其三，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根据和路径，是人类科学文化实践。科学文化实践是生产知识、符号和精神产品的实践。人类在科学文化实践中生产的科学知识可以转化为技术，而科技会改变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国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和基石，国家之间的界限、主权、利益，国家对暴力、资源的占有是影响国际关系和谐与否的基本因素，也是影响多元文化能否和谐的重大因素。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伴随着新科技革命而在全球扩散的数字化、虚拟化、去中心化、去边界化，正在动摇着国家的边界和对暴力的独占，稀释着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国际化的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权力在增强，这势必对以民族国家、政治国家为主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使文化的国家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国家的文化主权、文化权力受到冲击和挑战。其间自然是利弊并存。如果文明能够合理把握和利用，则对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是一种积极的契机。多元文化可以通过新技术展开全球范围的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相互传播，有利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互融，和谐相处。中国正在强力推进自己的科学文化实践，近年来向世界生产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有利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全球性精神文化产品，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互鉴，共创人类新文明贡献着中国智慧。

最后，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根据和路径是实际经验“磨合”的过程。人类多元文化之间有态度、思维、情感多方面差异和冲突的可能性，怎样才能彼此和谐？费孝通先生提出“磨合”说。“磨合”是多元文化实际接触、交往、互动、适应、接近和融合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通俗表达。费孝通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适应，大家都自觉遵守‘乡规民约’，需要一个磨合过程。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磨合过程中。当前，需要一个对磨合的认识和态度，要意识到，这个磨合过程需要种种的临时协定作为对大家有利的‘乡规民约’。有了这个方面的共识才会有比较自觉的磨合行为，才会有比较好的磨合状态，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磨合，最终进入‘和而不同’的境界。”就是说，地球村里需要有个“乡规民约”，如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人权公约等，在此规则下各文化主体进行实际接触交往，形成共同理解和情感。

那么，多元文化磨合怎样展开？在磨合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费孝通指出：“从目前的中美关系、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看，都还需要一个磨合过程。这个过程就需要很好地研究。怎么磨合？必然是逐步的，一开始可能是零星的、局部的。形成共识怕不远，不妨先磨合出共同的目标，至少不能翻脸。要避免僵局、留有余地。僵起来无路可退，就两败俱伤。我们在文化上形成共识之前，要重视这个磨合的过程。”人类多元文化的磨合，是一个从零星到系统、从局部到整体、从表层到深层的逐步发展过程。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要陷入僵局，不要中断实际性的接触交往，也就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讲的：“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人类多元文化只有在实际的经验的相互交往、相互磨合行为中，才能产生相互理解，形成共识，达成和谐。

综上所述，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之道，是人类多元文化的本质联系和正确对待处理人类多元文化交往的指导性原则，是多元文化主体在全面性把握文化自身多元性和统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民族性和人类性对立统一辩证结构基础上，强化主体和谐责任担当与能动和谐选择自觉；纵贯性把握运用过去人类文化和谐传统，当前人类文化和谐需要和未来人类文化和谐期盼三种强大文化精神动力；在世界普遍性社会生产交往实践基础上，不断增强和加深人类多元文化之间的实际磨合，促进人类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相互交融、共同繁荣，共同创造和谐的文明的先进人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