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同资本主义比较,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自觉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自觉性特征要求必须重视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安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根据,是其实践性基础上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价值性与科学性、善与真的辩证统一。邓小平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硬核。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是对现代性普遍本质的积极的中国回应,体现着中国新现代性和中国新文明,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实质所在。当代中国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科学地辩证地掌握和处理好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定向权、发展权、话语权、教育权以及管理权等,坚持时间、空间、方位和情境的具体统一,具体地掌握意识形态的结构和特征。

作者简介： 刘进田,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价值哲学研究; 宋觉,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研究员、西北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思政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极为重视人的主体性、合目的性、观念、意识的巨大能动作用，亦即重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社会运动。因而，社会主义政党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中介，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而可靠的科学和正当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绽放其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体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就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渗透到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国民教育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转化为人们的思想共识、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化为文化。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大国，既要走向现代化，又要克服现代化的诸多弊端，创造出一条新现代化道路。这一使命要求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自觉进行意识形态创新，推动文化创新和文明创新，让中国社会发展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一、重视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特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亦即是一个自觉性和自由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是一个主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重视意识形态，就是重视社会发展的自觉性、自由性、自主性和主体性。诚然，这种自觉性、自由性、自主性和主体性是建立在合规律性基础之上的，否则，就会变成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它将自觉性、主体性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重视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不能轻视客观规律，否则就有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走向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可能。在此意义上，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作为实践原则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善和真的统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看，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自觉性和创造性。资产阶级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或天然的体系，而不是自觉的、人为的体系。资本主义因为是自然的，所以是永恒的，不会消灭的，从而历史也就终结了，社会历史不再会创新发展了。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之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之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1]151资产阶级理论家认定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的，是自然规律的体现，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历史在这里终结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福山讲的历史终结论，早在此时马克思就提出来了）。资本主义既然是自然的，那也就不是人为的。这就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了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是实践，社会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实践是在人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体现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感性社会活动。社会主义作为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主体性活动，它既有合规律性，又有合目的性。社会主义正是在自觉地批判资本主义的活动中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自觉的质疑和反思。在此质疑、反思、批判中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即形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见，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没有社会主义。正如李德顺所说：“社会主义，如果不是有史以来唯一的，至少也是第一个先有了理论和设计，然后进行有意识的社会组织和改造运动的思想体系。”[2]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设计，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实践和制度产生之前，先有了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才有了社会主义实践和制度。可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是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从自发性向自觉性跃升的体现，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体现，是人类试图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体现，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

马克思非常重视哲学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巨大作用，他把哲学意识形态看作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看作人类解放活动的“头脑”，认为理论可以变成物质力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讲哲学意识形态的作用时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15-16“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马克思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发现了理论、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的巨大意义。

恩格斯同样重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恩格斯强调，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只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形式，同时还有同这两种形式并列的第三种形式，那就是理论的斗争，即意识形态的斗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经巴古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3]在此，恩格斯断定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主题，就是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自觉性，而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实践的层面上来体现和实现这种主体性、能动性和自觉性。德国古典哲学所大力高扬的主体性还只是理论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要将其落实在实践上。因此作为实践主体的工人阶级的理论感、自觉性，就变得“无限重大”。没有正确的理论、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实践就会发生“毒害和混乱”。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工人、政党、人民群众，必须保持良好的理论感，即掌握正确的意识形态。

列宁更是看重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创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前提条件。没有知识分子及其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思想，工人阶级就只能是自发的阶级，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无法形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列宁断言：“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4]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自己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理论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只能形成工联主义。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谁提出的呢？是由有产阶级中有教养的人，也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有教养的，这个教养是什么呢？就是人道教养和理性教养。人道教养使他们能够以人为目的、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理性教养使他们有能力认识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结合起来，创立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既然工人阶级不能自己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掌握工人群众，就要向群众进行理论输入。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考茨基认定：“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意识。”这是一种曲解。在考茨基看来，尽管社会主义科学学说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是这两者“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方面来看，“工人运动产生社会主义本能”，“而使这种本能变成明白的意识所必需的理论意识并不是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产生的，因为无产者没有产生这种认识所必需的进行科学工作的条件”。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来看，它“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因此，“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要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头脑和实践中去。他指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5]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创建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实际，这二者如果处于分离状态，那么就不会产生积极的历史效应。正如考茨基所说，社会主义学说如果不交给无产阶级群众，“这些理论就始终会是一些平常的理论”。

由此产生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经典性重大问题。那么，由谁或什么组织出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呢？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把社会主义理论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的有效的组织和力量。这里应提到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思想，他们在同工人运动中的“自发论”倾向（后来伯恩斯坦极力强调“自发论”）的斗争中，突出地强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譬如，普列汉诺夫把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看作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成败的关键。普列汉诺夫强调：“尽可能迅速地组成工人党，是解决现代俄国所有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手段。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的，是成功和胜利；其他的道路只有导向失败和软弱无力。”[6]工人阶级政党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能把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使工人阶级阶级斗争实践从自发上升到自觉，使实践能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具有正确的前进方向。显然，把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的纽带和桥梁是工人阶级政党。因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它决定着理论和实践能否统一、统一得怎样。马克思主义政党担负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的使命，使全党和人民群众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保证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起到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历史使命，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建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和生命力。当然这要通过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二是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防止意识形态被破坏和侵蚀，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葛兰西首次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葛兰西非常重视领导权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理论只有被无产阶级所掌握，而这个阶级又掌握了领导权，建立国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具有社会历史功能，否则理论就不会具有历史功能。葛兰西之所以高度评价列宁，就是因为列宁取得了领导权。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来说，这是道统、学统与政统的结合。葛兰西认为，领导权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其意思是说，领导权既决定着无产阶级内部的统一性，又决定着无产阶级可以达到国家的高度，具有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普遍性。领导权不仅使无产阶级具有普遍性，同时使之具有历史创造性。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从两个层面对此作了阐明。首先，从本体论层面来看，葛兰西认为，人是包含着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一系列的活跃的关系的总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在人的存在中包含着个体、个体同他人的关系、个体同世界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个体是最活跃的因素，因为个体不仅处在这些关系中，而且还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些关系。这些关系在被自觉地意识到的能动过程中同时也在发生着改变。这就是人的自觉意识的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本质认定为自由自觉性时，已经从本体论高度肯定了意识的主体性能动性。这是意识形态重要性的本体论依据。葛兰西依据马克思人学本体论思想阐明了意识形态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领导权可以使无产阶级从决定论处境中挣脱出来，上升为历史的自觉主体。当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后，他们就不再是受结构决定的经济生产领域的被动材料，而升华为历史的主体，成为历史的自觉自由的创造者。

葛兰西（1891年1月23日-1937年4月27日）

领导权包括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把上层建筑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政治社会是政治集合体，其支撑物是军队、监狱、警察、法院，是专政的暴力机构，以政治治理权为核心。市民社会是民间集合体，其支撑物是政党、工会、教堂、学校、传媒等，其力量在于广泛的社会舆论，以“文化领导权”为核心。文化领导权或“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其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导权[7]。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领导权非常重要，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工人阶级在抵抗资产阶级领导权渗透上的无能[8]252。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同列宁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关。因此“葛兰西尤其承认，他是受到列宁的启示，认为列宁对领导权的论述是他最伟大的理论贡献”[8]250。葛兰西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主要不是依靠政治暴力，而是依靠意识形态。他说：“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初生的和凝结的；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有一个适当的关系，当国家不稳的时候，市民社会的坚固结构立即就显露出来了。国家仅仅是一条外部的壕沟，在它后面耸立着一个强有力的堡垒和土木工程系统。”[9]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取得胜利，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就变得极其重要，葛兰西也就把注意力放在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上。他认为要在西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并不是直接夺取政治领导权，而是首先要破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然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治领导权。因而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被放到了优先性地位。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一种教育关系，这种教育关系是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和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时期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重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重视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创新，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地实现着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保证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意识形态指导，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性本质的具体体现，从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目标的体现，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实践从必然王国跃升到自由王国的体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他们始终不渝地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而必须反对和防止离开客观性、合规律性和科学性的所谓意识形态，那样的意识形态实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内在要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其后果也是危险的，它要么会滑向第二国际的宿命主义，要么会导致第三国际的极权主义、浪漫主义。具体来说，只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科学性，容易走向宿命主义；只重视马克思意识形态中的革命性、合目的性，则容易倒向极权主义、浪漫主义。因而，要正确地坚持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本性，将其建立在真理和正当的牢固基石之上。

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法性根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性、真理性（科学性）、价值性及其相互统一的基础上的。政治性是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治权力，这种权力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权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真理性或科学性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其指导思想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正确反映。价值性是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实现人的幸福和尊严，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权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作为其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10]。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所要坚持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的具有科学性、价值性、人民性、开放性，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进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正确地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11]136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然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那就要在实践中经受考验，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创新理论，发展真理。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剧变事件。这一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重大挑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危机。但危机中既有“危”又有“机”，“危”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机”。有“危”方有“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式正是苏东版本马克思主义出现危局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机会、新的契机而创造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淘汰了过时的老产业创造出新产业一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危机中淘汰了老版本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同样周期性地导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独创性理论的发展和改进。的确，历史唯物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因此它的范畴需要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而修改和发展。修改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之所在，随着对最初的理论原则提出疑问的条件的出现，这种理论本身也需要发展、重构甚至抛弃陈腐的或不适当的特征。苏联共产主义的解体是这样的一种划时代的事件，以致有人也许会说，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这种版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关于历史本身正在通向社会主义以及它是一种历史潮流的信仰，导致了对历史趋势的服从和对那些声称能够看清历史和潮流的政党领导人的命令的服从。它产生了骄傲自大和教条主义，并产生了这样一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即论证压迫性社会的合法化。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完全不可信的和陈腐的，反过来，它也不信任曾与它有关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然而我认为，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它将继续为现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学提供理论的和政治的源泉。”[12]就是说，苏联东欧剧变的实践只是证明了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失效，这就是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恰好证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即“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反过来说，那种封闭的、教条的、华而不实的和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实践证明不合时宜了。

开放的、非教条的、质朴的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和各国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就是这样的永葆青春的马克思主义。按毛泽东同志70多年前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的讲法，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香的”马克思主义，而那种封闭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死的”“臭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13]“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各国具体实践为基础的不断自我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理论等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是在中国具体实践要求基础上的开放的、非教条的、质朴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坚决反对那种脱离具体实践的、封闭的、华而不实的、非批判的所谓马克思主义。

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文革”之后创建起来的。“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实质内容是阶级斗争，是小农经济的空想主义狂热。这套意识形态已难以被社会广泛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意识形态重建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巨大的原创性贡献，他创立了科学的伟大的不朽的邓小平理论，该理论成为社会主义新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更多地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中。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硬核或核心是其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有一个居核心地位的硬核。所谓硬核，就是这种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核心部分。他举例说，地心说就是托勒密天文理论体系的硬核，牛顿理论体系的硬核就是牛顿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硬核是不容反驳或否定的。拉卡托斯的“硬核”类似于库恩的“范式”，它们都是科学理论系统的基础或核心。对于作为邓小平理论系统硬核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有明确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373这一划时代的理论是在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精辟论断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理论震撼，因为它同我们原来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太不一样了。原来我们是从三位一体理解社会主义实质的，这个三位一体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三位一体不见了，因而令人震撼。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要三位一体了，而是说它的定位已然不是本质了，它降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属性层面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次巨大飞跃。

可以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合理性、正当性的基础就在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中。因为按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9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抓住了人的根本，抓住了人本身。因此它是能说服人的，有坚实的合理性、真理性的。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恰好抓住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两个层面的关系和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和矛盾，这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抓住人的根本、解决人的存在和发展中的这两大根本矛盾。因为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大矛盾。马克思正是抓住人的根本问题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由自觉的实践是人的本质，而实践活动的内容就是解决人所面对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生产力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生产关系解决人与人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这就是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马克思理解的人本身。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此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人的根本基础之上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说服人的力量来源，就是它的合理性、真理性的来源。我们的意识形态自信、文化自信就建立在人的根本问题之上，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之上。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有其内在的目的、手段、结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手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目的，民主法治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法治是目的，改革开放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历史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实践也证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有效手段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因此，经济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有效的途径。而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法治的正确路径是全面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一招。在当代中国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不能解决问题。应借鉴渐进式积累式改良改革的道路，要小步向前走，不停步。这就是不同于以往革命方式的改革方式。因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改革创新是我们的时代精神，换句话说，革命破坏不是我们的时代精神。理想的价值目标是在不断改革创新的积累中实现的。改革量变的积累，最后会形成质变的飞跃。这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哲学。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坚持改革开放。自然，这一切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有其内在的核心价值结构。其最根本的价值是富裕和公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追求的是富裕价值或幸福价值；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追求的是公正价值。实现富裕或幸福价值，要依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是自由、平等；实现社会公正价值，要依赖民主、法治；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要依赖改革创新。因此，富裕、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改革、创新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它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领导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根据，根植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价值结构之中，具有深厚可靠的正当性基础。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对人类社会现代性普遍本质的积极的中国回应，体现着中国新现代性。人类社会在近代后进入了现代社会。现代化的本质是现代性。现代性的实质是资本逻辑的普遍性扩展和广泛支配。在现代性社会，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难以回避资本逻辑的普遍性支配，资本逻辑宿命般地控驭着现代人类活动。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喻示的那样：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是市场经济、资本逻辑。

既然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的普遍本质，那么任何一个想跨入现代化社会的民族国家就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资本逻辑，历史实践证明想绕过它是绕不过去的。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实质上就是对作为现代性普遍本质的资本逻辑的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一种积极而正确的回应。按马克思对资本的精湛研究，资本具有二重性：它既具有积极面、文明面，又具有消极面、丑恶面。资本的积极面和文明面，是它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明确肯定：“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5]马克思称赞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77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此要肯定资本的文明面、积极面，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资本又具有丑恶面、消极面，那就是资本会造成剥削，形成两极分化，阻碍共同富裕。这就是马克思所指责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怎么办？邓小平坚定地强调，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主张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本质同现代性的本质内在相关：社会主义本质是对作为现代性本质的资本及其二重性的扬弃，既克服又保留，既肯定又超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对资本文明面、积极面的肯定和保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对资本丑恶面、消极面的克服和超越。完全肯定和放纵资本，是资本主义道路，是极右；完全否定和拒绝资本是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是极左；只有既肯定又否定资本，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逻辑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中国新现代性，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有别于苏联东欧的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优胜性所在，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正当性和底气所在。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说是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如上所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对作为现代性普遍本质的资本二重性的科学回应和合理措置，可以说其实质就是“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就是既发展资本，又限制资本，发展和保留资本的文明面、积极面，限制和消除资本的丑恶面、消极面，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节制资本”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是此前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基础性内容，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性内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内容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的两大内涵就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既不是放纵资本，如西方资本主义那样；也不是消灭资本，像苏联那样，而是既发展资本，又限制资本。孙中山在1924年所作的三民主义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16]因为民生主义既发展资本，又限制资本，所以孙中山很欣赏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说他的思想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很相近。1921年年底，孙中山先生于广西桂林会见了列宁的代表马林以后，给汪精卫和胡汉民发了份电报：“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仍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17]130何兹全先生评论道：“把民生主义比作俄国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十分正确的。70年后看苏联的结果，更可以看到新经济政策的可贵，我们也可以认识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精神的可贵。”[17]130邓小平也很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且将其和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联系起来。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4]139孙中山和邓小平都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在面对现代性普遍本质的资本逻辑时，具有大体一致的回应，这就是“节制资本”：利用和发展资本的文明面，限制和消除资本的丑恶面。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继承和接受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张。新民主主义在性质上仍属于民主主义，只是领导权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因此新民主主义理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所继承，其在经济方面，同民生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直接引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原文，宣言的经济部分就是讲节制资本，毛泽东说：“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并强调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11]366

由此可见，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世纪的三位伟人、三大社会发展理论，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一脉相承的经济制度红线，即“节制资本”。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现代性普遍本质的资本及其二重性，都对资本采取了既克服又保留的辩证法立场和态度。这清楚地表明，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不仅合乎理论逻辑，同时也合乎历史逻辑。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8]只有合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理论才是正确的有效的具有可行性的理论，才是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合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意识形态，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具有真理性和正当性的领导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建设。习近平同志警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1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当代就是要坚持学习和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中国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牢固占领中国意识形态阵地。

三、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正当性路径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牢固掌握，既要以意识形态自身的合理性为根据，又要以正当的、科学的路径、政策、策略为关键和抓手，这样才能把意识形态领导权落实在实践中。

意识形态领导权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定向权、发展权（创建权）、话语权、教育权、管理权等。党在行使这些领导权时都要坚持实践基础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坚持时间、空间、方位和情境的统一，掌握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和特性。

(1）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上，要将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两种力量的关系处理好。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强调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坚持唯物论和科学性，又坚持上层建筑具有能动反作用，坚持辩证法。“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非基础性的。在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导权问题上，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正确看待领导权、主导权。在此问题上既要防止第二国际的庸俗的经济主义，又要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经济基础过度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主观主义、意志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上是两种极端观点。前者离开经济基础一味强调“阶级意识”、观念等意识形态的作用；后者则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否定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前者容易走向“左”倾狂热冒进，后者则容易走向右倾无所作为，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法思想。

作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要发挥主体性，确定意识形态的性质、水平、结构、功能。一方面，要考虑现实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不能盲目冒进，搞超越经济基础性质和水平的意识形态。苏联东欧和我国改革开放前，在运用意识形态主导权时，就未考虑到经济基础的实际性质和水平，一味搞高大上的意识形态，陷入空想主义、浪漫主义。这是我们今天运用意识形态主导权时必须汲取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我们运用意识形态主导权时，又要发挥意识形态的主体能动作用、批判作用、引导作用、凝聚人心作用，引导人们自觉认识异化、物化、抽象、统治、特权等的危害，使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之，在运用主导权时要处理好“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运用好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不犯极“左”的错误，也不犯极“右”的错误。

(2）在意识形态定向权上，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正确方向，又要广泛吸收其他意识形态中的文明精华。党掌握着意识形态定向权，那么怎么正确运用这个权力，必须考虑经济基础的结构，考虑意识形态自身的结构。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结构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承认差异，包容多样，吸收同经济结构相一致的意识形态的积极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国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当代新儒家三者构成的意识形态结构。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上升至指导地位，其他两种思潮基本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自由主义和当代新儒家重新回到中国文化舞台，使我国意识形态形成合理结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种文化成分并存和健康互动。我们现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借鉴了自由主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形成的，是意识形态定向权的科学合理运用的典范。从意识形态自身的实情来看，思想、价值观的多元化是客观事实，我们不能人为地消灭这种多元化事实，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去寻找各种思想的最大公约数、最大共同点，以使意识形态发展保持共同理想基础和良性秩序。

(3）在意识形态发展权或创新权上，把领袖作用和人民群众、知识分子的作用充分发挥和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著特点是实践性，实践活动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领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和创新史上，领袖的作用极为突出和重要。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权，都由领袖及革命知识分子所运用。列宁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20]列宁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只能由少数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创造并灌输到广大工人群众的头脑中，他们是整个运动的主导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建者。因此，在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应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心理为基础，把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承担着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使命。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是领导者，思想上层建筑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但他们都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因而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具体到意识形态的发展权和创新权上，就是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要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中共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常规性的集体学习、中心组学习，既有领导人讲话，又有知识分子讲授，这是领导和知识阶层结合创新意识形态的很好形式，是把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结合起来的具体而有效的形式，希望能坚持和完善。

(4）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行使中，更加重视策略性、情境性，把策略性和科学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毛泽东非常重视并能巧妙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主题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曾多次称国民党及其政府是“法西斯主义”，要求必须废除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然而，在中共内部对这一报告作解释和说明时，他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21]在对国民党及其政府使用“法西斯主义”还是“半法西斯主义”话语上，毛泽东是“随地而异”的。这就是话语权运用的策略性和情境性。话语权运用的目的在于效果。因为政治、政治意识形态的着眼点往往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特别是问题的结果、效果。不同的话语运用往往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效果。毛泽东之所以在公开场合不用“半法西斯主义”，而用“法西斯主义”言说国民党及其政府，其着眼点就是“免得为他们张目”。政治意识形态上选择何种话语形式，要根据政治需要，不是就事论事。这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纯粹社会科学不同的地方。意识形态主要从属于政治，社会科学从属于事实。这就是党强调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正确方向的含义所在。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运用的策略性和情景性问题，还可以举毛泽东的一个例子。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但在后来改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把“中国化”改为“具体化”的话语变化，就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讲“中国化”易引起独立于苏共的意思，讲“具体化”不会有这样的理解。习近平同志同样很重视意识形态话语权运用的策略性和情景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中使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话语表述效果会更好。因而根据国际与国内的不同，提出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概念。习近平同志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22]从内容上讲“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但后一话语言述的意识形态符号更鲜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阻力就大一些，而前一表述的阻力就小一些。

根据近年意识形态话语权运用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忽视意识形态话语权运用的策略性和情景性问题，表现为部分人意识形态话语的浮夸冒进、妄自尊大、不切实际，有的人头脑发热，提出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实力已经全面超越美国，有的媒体大肆宣传“厉害了，我的国”。类似这样的话语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不良反应，没有起到好的效果。鉴于此，我们在今天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策略性和情景性，并将其和科学性、实效性结合起来。

(5）在意识形态教育权、传播权的运用中将“灌输论”和“认同论”辩证统一起来。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播方式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不能固守一种刻板模式，应将“灌输”方式和“认同”方式结合起来。在灌输中注意认同，在认同中不放弃灌输，共同达到理论掌握群众，精神变物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目标。

“灌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的重要方式。因为工人、农民、大众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形成的。因而，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知识分子就需要把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给人民群众，使之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灌输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是政党的、知识分子的，不是人民群众的；只能是理论，不能上升为实践，不能改造世界，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认同”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的重要形式。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知识水平的提高，人民判断能力的增强，光有灌输方式是不够的，还要有群众主动积极的选择。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识、认同的过程。认同，就是经过认识、理解、选择而主动地认可、承认、赞同、接受。群众知识水平、理性水平提高了，其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在提高，自我尊严也在提高，因而对一种思想必须经过他们的理解、鉴别才能作出取舍。在当代，社会认同方式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传播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无论是“灌输”还是“认同”，都是有确定内容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新内容最新发展，应当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具体落实在学习和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行动之中。

（正文完，此处省去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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