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高兹（ Andre Gorz，1924－2007）,法国左翼思想家、萨特的学生、《新观察家》周刊的创始人。高兹于1924年生于奥地利 维也纳，其父是犹太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高兹和全家移居瑞士，并在那里开始学习哲学，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1948年，高兹移居法国，1954年加入法国国籍。

    1950年，高兹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政治上接近马克思主义。作为萨特的追随者，高兹是萨特的学生和亲密战友，1961年起担任萨特和梅洛·庞蒂创办的《现代》9位编委之一，1964年成为《新观察家》周刊创始人之一。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之一，高兹支持1968年“五月风暴”，主张“自下而上”地建立群众政党，反对资本主义统治。高兹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历史的道德》、《劳工战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等。

　  高兹是当代资本主义激烈批评者，而他在法国思想界的主要成就在于依据“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新工人阶级”理论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匮乏和对工人群众的经济剥削，而是工人创造力在政治上和经济管理上的异化。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为“富裕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不必消灭私有制，更不需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高兹的理论曾对法国“新左派”运动和法国统一社会党有着相当大影响。

　  1970年代后，高兹发表大量文章支持生态学运动，把生态学、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学”理论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成为当代生态哲学和生态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其应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要改变这种灾难的状况，唯—的出路在于停止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并使用可再生的能源，采用分散的技术。与此同时应选择能促进个人自主与自然协调的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

    高兹的政治生态学理论和生态理性概念奠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重要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对西方生态运动、绿色和平主义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的社会革命实践发生过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高兹是带有存在主义色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高兹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具有结合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域和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整体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广域和深度。高兹晚期所有著作都悲观预言，除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生产逻辑获得根本性的扭转，否则一个针对不论阶级、不论贫富的全球灾难时代必将在不远处。高兹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西方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在1990年代有着相当大影响力。

　 2007年9月，高兹（AndreGorz）和妻子被友人发现在巴黎郊区家中双双自杀身亡，此前，其妻一直重病緾身。高兹夫妇的一位朋友周一拜访他们时，在门上发现一张纸条———宪兵“禁止入内”，“信件请稍后”，随后发现了高兹夫妇的遗体。高兹的妻子多年来一直重病在身，数天前，高兹曾向一位好友表示，面对妻子病情的不断加重感到非常悲痛。去年高兹在给妻子的一句赠言中写道：“你已经82岁了，依旧美丽、优雅和心悦。我们在一起生活了58年，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你。这些天来，我发现再次爱上了你。” 高兹享年84岁。

   2006年，一本只有75页的小书《致D 情史》的问世在法国书界引起轰动。第二年，作者与其爱妻双双自杀，共赴黄泉。《致D情史》是高兹写给她妻子多莉娜（Dorine，1924-2007）的“情书”，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爱情的墓志铭。法国哲学家高兹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多莉娜回溯这段刻骨铭心的情史。那时，他已经知道身患绝症的多莉娜医治无望，很有可能会先他而去。面对缠绵病榻、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身高缩短了六厘米、在他眼里“依然美丽、依然优雅、魅力无穷”的妻子，他感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爱，以致抑制不住要给她写信的狂热欲望。他要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多么后悔没有更多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无限深情，没有更早地表白人世间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爱，他说要用这封信重新组构爱情的历史，为的是把握它的全部意义。他所以要写这封信，还是为着理解他经历过的、也就是和妻子共同经历过的一切。 高兹和多莉娜最后双双弃世的决定是最自然不过的结果。高兹，已经看到爱人灵柩的男人，终于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在另一个死后继续活着。”高兹最后选择的不是哲学家的选择，他说为爱而死是唯一不能用哲学解释的观念，当爱成为两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发生共鸣的方式时，就已经超越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