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期，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沉寂多年的学术理论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在各种学术期刊甚至一些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研究和介绍异化问题的文章。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一些非哲学专业的文化人来说，对异化概念和异化理论当时均感到相当陌生。正当不少人准备认真学习和研究这个新概念和新问题时，一场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异化论及人道主义的类似于整风的运动席卷而来。从此在报刊上再也难得看到异化二字。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滚滚向前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平同志南巡讲话中提出不要搞什么姓社姓资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学术思想领域里的禁锢逐渐冰消雪融，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又不断地提到异化概念和人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在近期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中，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中不断提到卢卡奇，弗罗姆、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等人的名字；还有人则直接援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如《新华文摘》1998年第一期转载的《大众传播过程的异化现象》一文；《读书》杂志与《南方周末》等发表的一些对大众文化与商品文化的批判文章……这说明，异化理论与异化现象我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那么，什么是异化？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继马克思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异化理论有何发展？异化理论对现代人又具有什么意义？所有这些，在一般知识分子群体中并非众所周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客观如实的考察和描述。本文的立意就是在于此。
　　　　                                一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简称为异化理论，指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发生的异化现象进行的分析和阐述，其内容包含着四个方面：第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还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手稿》第45页）一般来说，马克思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对异化劳动的基本概括。不过，倘若较为全面地阐明异化劳动的含义，还应该包含以下内容，即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按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的聪明才智和肉体力量都体现在劳动产品上；此外，通过这种活动人的智慧和体力都获得了发展，同时劳动者还在劳动实践中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的性质则完全改变：“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它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手稿》第47页）异化劳动的第三个内容，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里说的“自山”，是指人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指人能“按照认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能力；而“自觉”则是指摆脱了本能冲动和肉体需要的状态以后，能在理性支配下自愿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状态。然而异化劳动则使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象动物一样的生存。第四是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没有多谈，因为他认为：“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手稿》第51页）这就是说，产品、劳动及人的本性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异化。这种异化，马克思又称为“人的自我异化”。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中国人民大学编：《马恩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第130页）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 显然是指人类的阶级分化。这与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谈的人的异化，是有所区别的。

    人们也许会问：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而以后又很少用异化概念来分析社会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思考人的幸福与人的解放问题。为了寻找答案，青年马克思广泛地涉猎了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里的著作，在1843年马克思仅在历史方面就撰写了五本读书笔记。其内容从公元前六百年到十九世纪，把西欧各主要国家及美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进行了分析研究。因此，有的专家认为，马克思在巴黎写的《手稿》，实际上是他“对历史之谜和理论之谜作出科学解答的开端。”（扬适： 《关于评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81年第6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的学者认为， 异化概念是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动因和起点，是孕育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论证共产主义的锐利武器。只是当马克思转向经济和历史理论以后，才较少采用异化概念来分析问题（张奎良：《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所起的作用》，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 这就是说，无论是异化概念的使用，或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都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

　　　　                              二
    事实上，从马克思开始，异化概念和异化理论的研究和讨论在世界范围的理论界从未停止过。紧接马克思对异化问题进行研究的是匈牙利著名理论家卢卡奇（1885——1971）。山于马克思的《手稿》是在1932年才付印出版，所以，卢卡奇是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的分析，提出了“物化”的概念。卢卡奇所说的物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商品世界的运动法则出现之后，人们可以认识这些法则，但却不能改变这些法则；二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变得同他自己疏远开来，它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法则的非人的客观性。”（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第74页）说通俗点，人生产出商品，在商品世界，人自己也变成了商品，商品按市场法则运行，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人也象商品一样丧失了自己的主体，这就叫物化。据专家研究，卢卡奇的物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没有多达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关于物化意识的分析。
   所谓物化意识，就是商品社会中的物化现象、物化规律、物化结构变成人们心灵深处的牢固信念，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拜物教。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最初认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往往只是提出一些诸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要求，这就是物化意识的一种表现。按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一书中的解释，物化意识只能产生简单的描述和歪曲的认识，不能明察社会现实背后的根本力量；只能孤立地、机械地、抽象地考察现实，用物的价值尺度去评判和估价人的活动，不能认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为。因此，在物化意识支配下，人们只能把现存一切不合理的东西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甚至视为永恒不变的人类秩序，采取随波逐流默从忍受的态度（见“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作用”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及其中的物化与物化意识理论评价甚高。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曾经有一个时期是所谓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梅劳—庞蒂），而他的物化理论则“是从当时能了解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发而得出的天才的推论”（沙夫：《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概念系统》，转引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第72页）。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实际上为以后哲学家研究人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开辟了道路。
如果说卢卡奇是用物化理论来分析二十年代西欧工人阶级失败的思想根源，那么德国的埃里希·弗罗姆（1900—1980）则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探讨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学方面的原因。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上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动乱及经济萧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仅仅是从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回答问题。倘若进一步追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独裁专制主义理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动机下产生的？为什么会有千百万人接受这种法西斯理论，并心甘心情愿地去为法西斯卖命？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深入到人们的内心世界去进行分析和探讨。弗罗姆所做的恰恰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弗罗姆在他1941年出版的代表作《逃避自山》一书里。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人类性格和心理的发展：一是从个体生命诞生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山和独立的追求也就越来越明显。弗罗姆把儿童在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发展称为是“个体化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人的自我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是逐渐认识到人与外部世界是相分离的，“这一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则是绝对强有力的，并且经常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的”（第46页），从而使渐渐长大成人的青少年产生了孤独感。另一方面，则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中世纪以前，“每一个人在社会次序中的地为是被固定死的。从社会地位看，一个人很少有机会可以从这一阶级转到另一方个阶级之中；从地理位置看，他也很少有机会可以从这一城市或国家迁移到另外别的什么地方去。……甚至人们常常不能穿他们所喜欢穿的衣服，不能吃他们喜欢吃的食物。”（第61页）但“山于人在这一次序中的地位是确定的，所以他有了安全感和相属感。”（第62页）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人们逐渐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桎梏，资本主义竞争取代了昔日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封建社会相比，“一方面，人日益摆脱外在权威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人日益孤独，并滋生了个人无意义感和无权感。”（第57页）这就是说，无论是从个体生命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人类社会的演进来看，都存在着一个摆脱“原始关连”束缚的过程。弗罗姆所说的“原始关连”，是指“这些关连把婴儿同其母亲，原始社会的人同其部落及自然，中世纪的人同教会及其社会阶级连接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第41页）。
    那么，摆脱了封建枷锁获得了自由的现代人情况又是如何呢？弗罗姆认为：“一旦确保个人安全的那种原始纽带被切断了，一旦个人已变成为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着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设想的软弱无能和孤独状态。”（第86页）这就是说，现代人所获得的自由总是伴随着个人的孤独与软弱无力。要摆脱孤独和软弱无力，从积极方面，出路是使个人获得较为合理的发展，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在创造性的工作中能够实现自我；从消极方面，出路则是放弃自由，因而产生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对于这种心理机制，弗罗姆认为较具有文化意义的几种表现是：一、“个人为了获取他已丧失掉的力量，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而使自己与外在的他人或他物凑合在一起的倾向。”（第188 页）二是当生存受到挫折以后所产生的破坏性倾向。弗罗姆认为，“生本能遭受的挫折越大，破坏本能也就越强大；生本能实现得越多，破坏本能也就越弱小。”（第243 页）三是放弃自我，“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现存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已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按照他人要求塑造自己。”（第245页）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完全变成了与周围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他就不在感到孤独和忧虑了。弗罗姆在分析现代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几种表现形式时，特别提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倾向。所谓虐待狂倾向，按弗罗姆的解释，是指某些人统治别人、榨取别人、把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上的心理特性；而被虐待狂倾向则指某些人依赖性、任人摆布、自轻自贱、屈从外力，甚至自我伤害、自我折磨等心理特性。弗罗姆认为虐待狂与被虐待狂两种倾向虽然是相互对立，但是又相互依存：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双方的结合，彼此才感到有力量，心理才获得一种满足。弗罗姆指出，正是现代人逃避自由、摆脱孤独和软弱无力的心理机制，特别是被虐待狂与虐待狂心理倾向的存在，才为极权统治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心理基础。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罗姆详细分析了希特勒一伙如何抓住德国社会各阶层当时的心态，大肆鼓吹纳粹意识形态，从而使战后的下层中产阶级成为纳粹事业的狂热信徒。诚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是纳粹上台的重要条件，“但必须懂得心理因素本身是社会经济因素浇铸而成的，纳粹主义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它对全体人民的控制，必须从心理的基础来理解。”（第275页）
   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相比，弗罗姆对现代人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分析，显然是更为深刻，也更发人深省！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弗罗姆对现代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做了最为深入的探讨，他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人异化的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衣俊卿：《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极其启示》，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在德国几乎与弗罗姆同时齐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还有马尔库塞（1898～1979）、霍克海默（1895～1973）、阿多尔诺（1903～1969）以及法国的列裴伏尔（1909～），等人。他们对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指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技术理性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和对人的奴役，以及大众文化失去否定和超越的性质，蜕变成支持统治、维护现状与欺骗麻醉群众的文化工业。总之，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及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都是一种异化力量，必须进行全面深刻地批判，才有可能消除人的异化，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

　　　　                             三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集中研究的是现代工业社会里的异化力量的存在；那么东欧一些学者则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异化现象的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和波兰的意识形态批判学派。
    实践派认为，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最先明确阐述异化问题的三位思想家，他们对异化问题的解释构成了当代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关于异化的所有讨论的出发点（贾泽林：《南斯拉夫当代哲学》，第158页）。正由于实践派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十分重视， 所以对异化的研究也就较为深入。
   首先，什么是异化？实践派的哲学家基本上是遵照马克思《手稿》中的阐述，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一种形式；但也有人把异化视为物化和对象化的同义词。其次是异化究竟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实践派的哲学家引经据典，认为“只能实现相对的非异化”，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理，“个人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才能成为自由人”（同上，第161页）。第三，异化是积极现象还是消极现象？ 从异化概念的定义中，异化是消极现象应该是不言而喻。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正象黑格尔把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恩格斯语）一样，实践派的弗兰尼茨基认为：“人只有把自己彻底分裂，把自己异化，才能在他迄今艰难的历史路程中实现自己的进步。”（转引自《南斯拉夫当代哲学》第162页）第四，关于自由与异化。 实践派的哲学家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消除异化就是人的解放，人对于自己本质的占有。第五，社会主义与异化。实践派认为“异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实践派的彼德洛维奇认为，就当代世界状况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和官僚社会主义社会中，异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和广阔得多。第六，异化的克服。按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说法，异化和私有制是共生共存的，因此，消除私有即意味着克服了异化。还有人认为异化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通过心理分析疗法就可以消除异化。但实践派哲学家认为，根据马克思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只有劳动者还不能管理自己所参加的生产活动，那么雇佣关系就依然存在。而雇佣关系则是异化的基础。实践派批评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国家把人当成手段，个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和要求，只能执行既定的规定。实践派代表人物弗兰尼茨基写道：“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要向那些否认个人、个性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切关系宣战。在那些管理的特权为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掌握的一切关系中，大多数人就变为服务的工具和命令的执行者。而机器人就已经能够执行命令，所以不仅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意义，而且社会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向那些把人变成为有意识的、历史的机器人的一切关系宣战。”（转引自《南斯拉夫当代哲学》第167页）从以上概述中不难看出， 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南斯拉夫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思想是最解放，理论探讨也是最活跃的。

   其次是波兰。从斯大林时代结束到1968年8月原苏联入侵布拉格，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波兰的文化思想也比较活跃，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也比较浓厚。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中，形成了一个所谓“意识形态批判学派”。这个学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亚当·沙夫。在《马克思主义和个体的人》一书，沙夫认为：“在我们迄今所知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中，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异化。这意味着，不存在自动废除的问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并不能导致异化的废除。”（转引自伊斯埃尔《论社会主义中的异化问题》，1980年第5 期《哲学译丛》）这就是说，沙夫与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异化。沙夫提出了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国家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异化。表现在个人崇拜使国家力量用来对付广大人民，“人抱着最良好的信念，抱着最崇高的人道主义目的创造的力量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并象一个敌对的力量一样，着手把自己的创造者压碎、消灭。”（沙夫《马克思主义》，转引同上）另外还表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众多的官僚机构“离开了创造它时为它定下的目标，它把矛头指向了它应该为之服务的人们”（同上）。二是劳动的异化。沙夫认为只要劳动力还是商品，只要劳动还不能给劳动者带来快乐，那么劳动就仍然具有异化的性质。三是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异化。四是家庭的异化，即传统的家庭给儿童的教育和影响仍然是旧思想旧观念，很难造就出新型的人才，“完成是儿童社会化的职能”。

　　　                                 四
   有人可能要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提出来的，当时马克思的思想还不成熟，怎么能谈得上发展呢？的确，在八十年代有些人就是按照这种逻辑竭力贬低马克思的《手稿》及其中的异化理论。但是，使这些贬低马克思《手稿》及其中异化理论的人感到难堪的是，“不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无产阶级思想家，不论是左翼评论家还是右翼评论家，都承认人的异化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第71页）。这说明无论是异化概念还是异化理论，都是当代人类认识自我生存状况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从而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贬低它甚至遏制它禁止人们使用它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原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算不算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呢？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任何有生命力的理论和学说从来不是凝固和封闭的，而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只要看看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道释的发展演变，便一清二楚。另外，从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从柏拉图的美感是对于美的理念的回忆到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等等，也应该说是理论上的一种发展。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一个凝固和封闭的系统，显然是违背常识的。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发展呢？我认为衣俊卿先生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一文中的分析十分精辟，他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异常激烈的时代，各种矛盾都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层面，而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深刻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理性的过度发达，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和人与人的异化的加剧，人不但面对着阶级冲突和阶级矛盾，而且更加普遍地经受着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因此，文化层面开始从历史进程的深处凸现出来，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在这个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理论转到文化层面，是在二十世纪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种拓展。”（《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衣文中所说的新马克思主义， 主要指的就是以卢卡奇、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以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等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带来了极大的变动。作为关心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的人文学者，应该认真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用来研究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只有这样，才会对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经得起考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