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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月 谭涛|德国学界关于施蒂纳及其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研究
摘要：自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出版以来，对“施蒂纳冲击说”的甄别与回应构成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施蒂纳思想关系研究的热点话题。德国学界对施蒂纳本身的思想及其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研究历程来看，19世纪末期，施蒂纳的思想被重新发现，出现了与尼采相关的第一次施蒂纳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复兴；1960年代，德国学界迎来了与马克思相关的关于施蒂纳研究的第二次复兴。从主题分布来看，德国学界对马克思与施蒂纳思想关系的研究集中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由与解放、形而上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创立等方面。对于如何具体回应和辨析时下的“施蒂纳冲击”，文章认为首先需要系统展开对施蒂纳本身思想的研究，其次是深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的解读。
关键词：施蒂纳 《德意志意识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 个人 自由
作者：王代月 谭涛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5期
“费尔巴哈”章因为初步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被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为重要的章节。但是，2017年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强调“圣麦克斯”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位置，以及马克思与麦克斯·施蒂纳的论战在唯物史观创建中的重要作用，学界将其为“施蒂纳冲击”。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辨析和回应了MEGA2编委的观点，但总体而言，由于缺乏对施蒂纳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内在逻辑的系统梳理，这些回应具有一定的外在性。本文试图梳理德国学界关于施蒂纳思想、施蒂纳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为国内学界辨析和甄别马克思与施蒂纳的思想关系、深化与回应“施蒂纳冲击说”提供理论资源。
一、施蒂纳思想的重新发现、复兴及相关研究机构
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Eigentum）于1844年10月出版后，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引起了巨大纷争。弗兰茨·齐赫林斯基（笔名塞利加·维什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莫泽斯·赫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纷纷展开与施蒂纳的论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开头以调侃讽刺的语气将这些论战称为“空前的变革”“世界性骚动”，认为“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然而，随着施蒂纳的去世，他的影响日渐消失。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施蒂纳才再次受到关注。
（一）究竟谁是施蒂纳思想的重新发现者
关于谁最早重新发现了施蒂纳的思想，目前存在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约翰·麦凯是第一位对施蒂纳进行系统研究的思想家。他与德国思想家赫尔曼·康拉迪是密友，后者是德国最早宣扬尼采思想的人之一。但与康拉迪将尼采看作战胜施蒂纳之后受人欢迎的思想家不同，麦凯致力于发掘施蒂纳本身的思想，并从1889年起公开宣布支持施蒂纳的思想。麦凯在回忆中指出，他最初从事的是关于19世纪晚期社会运动的研究，后来从弗里德里希·朗格的《唯物主义史及现代对唯物主义意义的批判》一书中接触到了施蒂纳，此后便投入到对施蒂纳生平和著作的研究之中，以此践行他关于“如果不了解施蒂纳的生平，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他的作品”的理念。经过近10年的努力，朗格撰写了第一部关于施蒂纳的传记。这为20世纪施蒂纳思想在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中的流行奠定了基础。第二种看法认为德国“无意识哲学”思想家爱德华·冯·哈特曼最早发现了施蒂纳思想的重要性。哈特曼试图将施蒂纳的思想与叔本华和康德的学说结合起来，并在19世纪末期利用施蒂纳的思想与同时代其他费尔巴哈和尼采的追随者论战。哈特曼强调，“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及其基于人本主义的人性理想早已被施蒂纳所否定”；“人们近来所迷恋的尼采的‘新道德’绝非新事物，而是施蒂纳早在1845年就已提出了的思想”。抛开研究动机不论，哈特曼对施蒂纳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了解和传播施蒂纳的思想。
（二）德国学界关于施蒂纳研究的两次复兴
“唯一者”施蒂纳的思想在失落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于189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复兴。此时正值“三月革命前”（Vormärz）激进主义在德国的复苏。以尤里乌斯·哈特和海因里希·哈特为代表的反叛的“现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推崇1848年前德国青年诗人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新版在1882年由维干徳出版社出版。此时，施蒂纳被视为尼采或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的先驱，例如，哈特曼将施蒂纳视为尼采的先驱，恩格斯则将施蒂纳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但正如著名的施蒂纳研究专家伯纳德·拉斯卡所言，哈特曼对施蒂纳思想的发掘，更多的是想借施蒂纳的思想来否定尼采，揭露“尼采思想诱人表面下的缺陷”。保罗·劳特巴赫随后于1892年出版了由其撰写导言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版本。他原则上赞同哈特曼对施蒂纳的评价，即施蒂纳揭露了人类精神中“最深层的罪恶根源”，并将施蒂纳的学说界定为“反精神”（Anti-Geist），强调其在伦理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认为施蒂纳影响了尼采，尼采是施蒂纳的“伟大继承者、扩展者和再创造者”。施蒂纳研究的第一次复兴在1906年达到顶峰，这一年被称为“施蒂纳年”，即纪念施蒂纳诞辰100周年、逝世50周年。汉斯·赫尔姆斯在施蒂纳研究的第二次复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于1968至1970年间选取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及相关报刊评论编辑出版。赫尔姆斯采用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观点，试图通过对施蒂纳理论的阶级立场的分析揭示施蒂纳与“法西斯主义”的隐秘联系，指出施蒂纳创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妄想体系”，这是“一种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当代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苦难和虚妄期待的意识形态”，是“此时此地联邦德国普遍意识状态的原型”。赫尔姆斯在解释施蒂纳学说被接受的广泛性时指出，这是因为它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第一次全面阐述。赫尔姆斯认为，施蒂纳主义屡次公开威胁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颗“溃烂的疮”，他甚至将工人运动所遭受的挫折也归咎于施蒂纳主义的影响。赫尔姆斯的观点及其整理的施蒂纳研究作品索引遭到库尔特·楚贝的批评。楚贝指出，赫尔姆斯由于受到“生产关系万能论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曲解了施蒂纳的思想，“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施蒂纳把既定的权力关系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视为现实，并坚定地与之抗争”。之后，沃尔夫冈·艾斯巴赫对此评价道，赫尔姆斯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施蒂纳首次提出的小资产阶级定理（Kleinbürger-Theorem）当作了他批判施蒂纳的万能钥匙，并由此保障了他的批判所具有的说服力。可见，施蒂纳研究的复兴并非源于施蒂纳思想本身。拉斯卡曾就此指出：“从当时大多数关于施蒂纳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即使这位‘唯一者’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许多思想家，但没有人真正将其视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人们遗忘了。”究其原因，人们对施蒂纳的研究只是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注脚，第一次是作为尼采的注脚，第二次是作为马克思的注脚。
（三）德国莱比锡施蒂纳档案馆等机构对施蒂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虽然施蒂纳被大多数人所遗忘，但仍有一些学者在1970年代自发创办了整理和研究施蒂纳文献的档案馆、出版社、期刊、协会。1.莱比锡施蒂纳档案馆和施蒂纳档案馆出版社1973年，库尔特·弗莱明创办了莱比锡施蒂纳档案馆（Max Stirner Archiv Leipzig）。自成立至今，档案馆收藏和整理了大量与施蒂纳相关的原始文献和研究资料，包括书籍、论文、信件等，并积极组织与施蒂纳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和讨论活动，试图为学者和公众提供交流平台。同时，档案馆还将与施蒂纳相关的新资料在该档案馆下属的施蒂纳档案馆出版社（Verlag Max Stirner Archiv）出版，以方便学者和公众获取这些资料。弗莱明等人将施蒂纳的作品分为四部分：一是施蒂纳的主要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和《反动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action）；二是施蒂纳的毕业论文《论学校法》；三是施蒂纳发表在《莱比锡总汇报》《莱茵报》《柏林月刊》《维干徳季刊》等报刊上的评论和文章；四是施蒂纳编辑的10卷本《英法的国民经济学家》。在这些作品中，《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自1844年首次出版至今，在德国至少有30个版本，其他作品除《论学校法》和《论我们教育的不真实的原则或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单独出版之外，大多被收录进《施蒂纳短篇文集》。
2.《唯一者》季刊及其系列特刊弗莱明和伯恩哈德·皮格萨（Bernhard Piegsa）在1998年2月3日《唯一者》（Der Einzige）季刊发刊词中写道，《唯一者》取名自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创办该刊的目的是推进施蒂纳思想研究，出版以往被忽视的与施蒂纳相关的资料，并为对施蒂纳持开放态度的人提供交流平台。自1998年创刊到2006年停办，《唯一者》季刊共出版了36期，主题包括施蒂纳的生平、著作以及影响等，如施蒂纳与黑格尔、马克思、鲍威尔、尼采、海德格尔、萨德侯爵等人的思想关系，施蒂纳对无政府主义、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自1998年到2014年，杂志还出版了与季刊相关的系列特刊《施蒂纳哲学系列》（共34期），以节选和转载有影响的施蒂纳研究作品。
3.施蒂纳协会施蒂纳协会（Max-Stirner-Gesellschaft）于2002年6月22日在施蒂纳的故乡拜罗伊特成立，由弗莱明、赫伯特·舍伊特（Herbert Scheit）、克里斯蒂安·伯纳（Christian Berner）和吉尔特-卢克·卢肯（Geert-Lueke Lueken）等人发起。协会的三任主席分别是易卜拉欣·蒂尔克多甘（Ibrahim Türkdogan）、贝恩德·卡斯特（Bernd Kast）和莫里斯·舒曼（Maurice Schumann）。施蒂纳协会成立之初的宗旨有两个：一是为施蒂纳的所有著作编制目录索引，并编写和出版《施蒂纳历史考证版全集》；二是将施蒂纳档案馆收集的资料数字化，并创建一个容纳所有与施蒂纳相关的著作数据库，以进一步推动施蒂纳思想的研究和传播。2008年，施蒂纳协会创办了《唯一者：施蒂纳年鉴》（Der Einzige: Jahrbuch der Max Stirner Gesellschaft），自2008到2014年共出版了7期，聚焦于施蒂纳本身的思想、其思想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主题包括施蒂纳哲学的现实性、施蒂纳的批判与对施蒂纳的批判、主体性与现代的经济概念、施蒂纳的自由与伦理、施蒂纳在法国等。遗憾的是，由于成员的年龄和资金等问题，施蒂纳协会和相关出版工作目前已经终止，但莱比锡施蒂纳档案馆及其出版社至今仍在运行，我们可以在其官方网站上获取到施蒂纳研究的宝贵资料。
二、施蒂纳的个人观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
艾斯巴赫在回顾弗兰茨·梅林、古斯塔夫·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科尔纽等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圣麦克斯”章的研究之后指出，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直接引用了施蒂纳的文本，根据《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文本风格和具体内容全面系统地展开了对施蒂纳的批判，以至于如果不深入研究施蒂纳本人的思想，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因此，德国学界对施蒂纳本人思想的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关注点。
（一）对施蒂纳“个人”概念的分析
德国学界对施蒂纳“个人”概念的分析集中于对“唯一者”和“独自性”内涵的剖析。麦克斯·阿德勒指出，施蒂纳的“独自性”（Eigenheit）是“个体性”(Individualität)的同义词。“唯一者”所体现的个体性，与抽象个人主义只看到自我发展的目标却不知道如何实现不同，“唯一者”指明了如何实现个体发展的路径。舒曼将施蒂纳的个体性归结为一种与自身相关的个体性，即个人只能不断从自身中创造出自己的个体性。这使得个体性与人格性（Persönlichkeit）不同，因为后者将与他者的社会互动置于中心位置。同时，舒曼指出，施蒂纳承认个体性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未忽视个体的社会纬度。他还进一步指出，施蒂纳的自我认识过程始终与自我反思和意识形态批判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个体自身具有完全的价值，而不必遵循某种外部的、超个体的意识形态，因此，施蒂纳的个体性学说蕴含着一种规范性，但这一点往往被施蒂纳的激进表述所遮盖。于尔根·哈贝马斯指出，施蒂纳的“唯一者”建立在作为时间性的有限性之上。首先，“唯一者”没有持续性（Kontinuität），他不是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序列中作为自身而存在，而是在每一时刻都会重新出现。“唯一者”是点化的（punktualisiert），不是固定的、实体性的东西，而是自身的消解，即“不仅仅自我是一切，而且自我是摧毁一切的；只有处在自身解体之中的自我，从未存在的自我——有限的自我才真正是自我”。此外，“唯一者”处于存在之中，并面对其他“唯一者”。对于这些他者而言，“唯一者”根据其本性只具有一种关系，即所有者对其所有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个向度上被解释为维持和保障，在另一个向度上则可以被解释为使用和享乐。沃尔夫冈·科夫马赫进一步指出，施蒂纳主张个体性不能被还原为某种为社会所决定的要素，人能够从其本性中找到自己的法则，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施蒂纳没有反思“独自性”基本内容的构成需要通过社会关系来规定，一个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唯一者”并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卡尔·洛维特也指出，在与施蒂纳的辩论中，马克思证明了施蒂纳哲学中的利己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个人主义原则的意识形态表征，施蒂纳的“唯一者”并不是单个的“孤立个人”，而是由孤立个人组成的特定社会中的孤立个人。同时，洛维特从个体与类相统一的视角出发指出，拯救“人”和普遍的人也是施蒂纳“唯一者”的意图。
（二）关于施蒂纳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讨论
舒曼指出，施蒂纳的激进个人主义中蕴含着对社会秩序的内在批判。施蒂纳对“普遍性”的批判以集体的期望和要求同个人利益相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施蒂纳强调，以往的社会结构总是围绕着一个普遍的概念，而个人必须服从于这个普遍的概念，因此个人只能将自己的部分个体性让渡给一个理想的形象。但是，施蒂纳明确反对以个人必须服从更高目标为前提的共同体，即共同体不能以个人的异化为代价。米夏埃尔·宽特认为，施蒂纳的出发点是要将某物的价值建立在个人主体自主认同的基础之上。
（三）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
施蒂纳从他对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构建了“利己主义者联盟”。卡斯特在其所编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利己主义者联盟这种形式的交往具有三个特征：（1）利己主义者联盟的基础在于个人之间自愿达成的‘一致同意’；（2）联盟纯粹是功利性的，也就是说，它完全遵循个人自身对效用的考虑；（3）联盟在时间上以其功能性，即作为个人力量放大倍增器的持续时间——为限。”作为国家的对立面，个人在“利己主义者联盟”中第一次成为主人，个人只是利用联盟，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所有物和创造物。与其他涉及自我否定（即个人的自我异化）的社会组织形式相比，联盟是真实个人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既不受自然羁绊的束缚，也不受精神羁绊的束缚；既非自然的团体，亦非精神的团体。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物只能在联盟中得到承认，施蒂纳进而批判“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彻底地继续完成着在宗教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国家中早就存在的无财产性，即封建制度”。艾斯巴赫曾在其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社会学研究著作中指出，协会（Verein）这一组织形式在1840年代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十分普遍。舒曼据此强调，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联盟”概念也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中去理解，即施蒂纳曾参与的“自由人”团体是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松散协会，协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没有正式的成文规定。施蒂纳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以维护和发展处于相互交往中的个人的个体性。施蒂纳的联盟概念也受到吉尔特-吕克·卢肯和罗伯特·谢尔维恩等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施蒂纳的“利己主义者联盟”有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它只是利己主义者意志的结合，而没有形成共同意志以及个体在此基础之上的责任与义务”。
（四）关于马克思与施蒂纳在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比较
克里斯蒂安·伯纳斯认为，对宗教的人本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与施蒂纳共同的思想起点，但马克思强调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相似的、反个人主义色彩的“类”，将个体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并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利己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形态进行了批判。施蒂纳则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批判的、受制于实际需要和金钱的利己主义视作“伪个体性”，进而主张建构起具有现实经验的、自我确立的个体性，以容许个体性在其特殊倾向中获得自由。这一分歧也导致了马克思与施蒂纳在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方面存在差异，二者虽然都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了批判，不过，马克思主张以无产阶级社会取而代之，而施蒂纳则将未来社会定义为利己主义者联盟。萨宾·肖尔茨指出，马克思与施蒂纳对未来社会构想的差异在于是否区分了劳动，以及是否承认理念与现实的一致性。具体而言：第一，施蒂纳区分了个人劳动与公共劳动，而马克思则将一切劳动都归入到社会劳动之中，所以马克思误解和忽视了施蒂纳关于个人在劳动中获得享乐的观点；第二，施蒂纳拒斥马克思如黑格尔那样作出在理想生活中理念与现实同一的承诺，进而反对某种标准或规范对个人的约束，强调自我具有诸多可能性。所以肖尔茨指出，对于施蒂纳而言，个人的独自性只能在利己主义者联盟中获得实现，而向未来社会的过渡也只能通过以不再形成新的个人压迫为目标的暴力革命来完成。
三、施蒂纳的自由观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
自由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字眼，也构成了马克思与施蒂纳思想的重要主题。施蒂纳建构的“唯一者”概念及其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仍是对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关切。
（一）施蒂纳区分了自由与独自性，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自由理论
卡斯特在谈到自由的概念与施蒂纳的“独自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和独自性摆脱了自由概念的理想性，将自由与个人的具体需要联系起来”。他认为施蒂纳的自由是作为“独自性”的自由：“自由是个人在具体决策的环境中为维护其根本利益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这种作为独自性产物的‘新自由’，只有在为其设定的限制被接受并纳入考虑的情况下才会存在。个人的主权与承认自由的界限这两方面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关联。因为自由是在具体的、可确定的现实情境下，由具体个人在考虑到既定限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在卡斯特的基础上，汉斯·斯维斯特鲁普将施蒂纳的“独自性”理解为“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即“自由表现为自我决定、自我归属和自我拥有”。哈特曼则将“通常所理解的自由”和“独自性”区分为自由的“内在”与“外在”方面。他认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自由，仅仅是能够通过行动实现自己的意志、摆脱一切外在障碍的外在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概念只是一个幽灵般的理想，一个无法实现的幻影，因为“非我”（Nicht-Ich）作为一个经验上真实的东西时刻限制着我，它对我的阻力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时才消失。他举例说明，即使作为普鲁士的独裁者，其自由也会受到其他人或大自然的外部限制。与此相反，“独自性”意味着内在的自由，即摆脱一切思想或感性的束缚、摆脱一切可能对我产生内在束缚并阻止我自主遵循我的选择和意志的东西。格奥尔格·阿德勒试图建构起“独自性”与自我解放之间的关联。“就自我解放的意义而言，摆脱固定观念与之紧密相关，即固定观念必须被摧毁。在这个新世界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唯一的，世界是属于自己的。固定观念（如上帝和国家等）扼杀了个人的思想，而一旦个人表现出不承认这些观念的态度，维护现有制度（如国家和财产等）的暴力就会进一步加强。从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需要通过个人意识的变革来实现。”舒曼指出，这种将施蒂纳的自由概念区分为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做法是不够的，因为与其说施蒂纳的自由是“纯粹的”解脱，不如说是自我实现。他借鉴以赛亚·伯林的区分，将“独自性”解读为“积极的自由”，即赋予自由以权力。施蒂纳指出：“一切自由的本质是自我解放，亦即我通过我的独自性为我创造多少，我就能有多少自由。”
（二）施蒂纳的自由观在方法论层面的启发性
哈贝马斯强调，施蒂纳从如何实现自由的角度对本质与存在的关系的讨论非常有启发性。一方面，施蒂纳必须解决黑格尔学说中的本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它导致了在绝对精神层面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没有给人的有限自由留下任何空间。另一方面，对于施蒂纳而言，本质与存在之间的任何差异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这种差异之中，本质设定了某种既无法实现又无法改变的理想准则。施蒂纳对黑格尔的批判反映出有限自由、个人本质的不可还原性，以及“独自性”如何导致了黑格尔的辩证同一性（本质与存在、永恒与时间性、可能性与现实性、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统一性）的瓦解。施蒂纳试图在有限精神的层面重新恢复这些同一性，因为“唯一者”绝对性的保证取决于这些同一性。但哈贝马斯强调，当永恒被时间吸收、本质被存在吸收、可能性被现实吸收、必然性被自由吸收时，就意味着“唯一者”难以超越时间、存在、现实性和必然性，“唯一者”的自由也就被消解了。宽特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对施蒂纳的“反完美主义”的个人自主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讨论了其对当代实践哲学的启示。首先，施蒂纳对所有哲学和神学中普遍概念的拒绝反映出其唯名论的立场，即他认为概念只是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与之对应的建构物。其次，宽特揭示了施蒂纳以反对任何形式的“家长制”、恢复个人自主性为目标，对以本质主义、道德主义和历史哲学为基础的“家长制”进行的批判。最后，施蒂纳“反完美主义”的激进批判显示了其对个人自主性的重视，但对个人自主性概念的绝对化也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用自我决定的权利消解人类对美好生活的理想。
（三）马克思与施蒂纳在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的途径上的异同
艾斯巴赫突出了施蒂纳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助产婆”的角色，主张施蒂纳所设想的消除了异化的、基于个人意愿和利益联合的、完全实现个人个性的“利己主义者联盟”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启发性，但他也肯定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客观维度在实现人的自由方面的作用。麦克斯·阿德勒认为，施蒂纳是继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后第三个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重要开端。施蒂纳以意识形态批判来实现自由的学说可以被解读为“马克思社会学批判的心理学对应物”，“施蒂纳只是把马克思揭示为历史潜能的东西赋予了主观表达”。雅各布·布鲁门菲克尔指出，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对其生活的掌控和对个体自由的强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旨趣相同，即“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以第一人称单数的视角透视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对其进行否定，而是更加突出个人的实现”赫尔姆斯指出，鉴于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尚未实现，施蒂纳对个人自由的讨论有着对现实条件更敏锐的洞察力。
四、施蒂纳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对唯物史观创立的影响
施蒂纳对个人、社会和自由的独特理解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德国学界探讨了施蒂纳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马克思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重思意识与存在关系的启发，比较了两人的唯物主义模式，分析了施蒂纳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影响。与马克思相同，施蒂纳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以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后学的方式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施蒂纳对形而上学展开批判的理论背景，需要简要回顾施蒂纳对塞利加、费尔巴哈、赫斯和鲍威尔从各自哲学立场出发对他所作的批判的回应。1845年，施蒂纳在《维干徳季刊》第3期上发表的题为《施蒂纳的评论家们》一文中作出以下四点回应：第一，评论家们的批评假定了某种绝对性的价值和有规范约束力的普遍性，因此是超越于“唯一者”之上的“固定观念”。与之相反，“唯一者”代表了“所有概念发展的终结”，是“无规定的概念”（bestimmungsloser Begriff）。第二，他的“利己主义”并非像评论家们所认为的是通常的利己主义，而是强调“我”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破除在“我”之上的、神圣的利益和对人的本质的压迫。同时，“唯一者”只有和“所有物”一起才是“唯一者”。第三，“孤立、分离和分裂”并不是利己主义者的“排他性”，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已经强调了利己主义者所能实现的世界交往与联合。第四，他的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虽然施蒂纳在回应中仅有一次提及马克思，即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针对小商贩和普遍人权的看法视为赫斯“自身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先行者，但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施蒂纳直接将马克思视为与费尔巴哈一样强调类的人道自由主义者：“路德维希死了，然而国王存留着；我死了，然而我的精神，这个人存留着。为了把我完全与人等同起来，有人发明和提出了要求：我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类的存在’。”但是，施蒂纳所批判的《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想并不符合马克思1844年及之后的思想，这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战埋下了伏笔。
（一）德国学界关于施蒂纳批判形而上学的研究
哈贝马斯在其博士论文《谢林思想中的绝对与历史》中阐述了施蒂纳从有限精神的独立性角度出发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批判。一方面，哈贝马斯将施蒂纳视为黑格尔的“模仿者”，因为他以简化和漫画的方式重复了黑格尔的模式，即绝对精神的历史，并将其终点设置为“创造性的无”与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样，施蒂纳也从黑格尔的角度出发思考自由，即从统治的本质出发认为，在以往关于“什么是自由”这一本质性的讨论中，自由的内容是空洞的，因为自由只是作为自主可能性的一个条件，对于那些不在行使权力的意义上行使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没有价值的，因此自由作为独自性必须以权力为基础。另一方面，施蒂纳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批判者。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表现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和重新占有这种被异化出去的他者。施蒂纳以有限的“我”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试图借此终结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哈贝马斯指出，施蒂纳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改变“我”的绝对性、创造性、自主性和全能性，简言之，施蒂纳的“我”仍然保留了一种绝对性。因此，施蒂纳实际上保留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所有特性，并在逻辑上建构了“唯一者”的“绝对有限性”：一方面，有限性意味着时间性，“唯一者”不断消解和产生自身；另一方面，“唯一者”需要借助绝对性以保证其全能性，所以个体在其存在的每一时刻都是完美的，它的存在都与它的本质相吻合，它除了自身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可能性。安塞姆·鲁斯特也将施蒂纳视为最后一位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认为施蒂纳与黑格尔都将绝对不确定的东西视为自己的体系的出发点，并从分析施蒂纳的意志自决概念出发指出，他与黑格尔有着相似的权利观和道德观。
（二）德国学界探讨了施蒂纳思想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积极影响
第一，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对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的反思。尼古拉斯·洛布科维奇多次指出，1844到1845年间，马克思与施蒂纳都曾对黑格尔进行了激进解释并因此展开论战，施蒂纳对规范的激进批判促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从“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转换到“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也使马克思“将他的理想性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弗朗茨·马格尼斯接续洛布科维奇的论题，试图证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在与施蒂纳的争论中因为受到施蒂纳的刺激而隐藏了早期所具有的道德评价。在阿明·威尔德穆斯看来，施蒂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对立面，其思想的价值在于他消解意识形态的激进尝试，尽管这一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却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冈托尔夫·赫茨伯格强调，马克思正是通过施蒂纳与费尔巴哈、鲍威尔和赫斯等人的相互攻讦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局限性，也意识到自己在《神圣家族》中所持的费尔巴哈立场的局限性，转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包括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并最终创立了唯物史观。卡斯特认为，施蒂纳以“真理已死”的论断反对黑格尔、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马克思，认为他们所完成的工作都只是想要用“人的真理”来替换“上帝的真理”。卢肯也肯定了施蒂纳在语言、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方面的批判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第二，施蒂纳的意识形态批判对马克思思考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具有促进作用。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编辑乌尔里希·帕格尔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进行文献学考证的基础上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分析范式的完成受到了施蒂纳的启蒙话语变革的影响。正是在批判施蒂纳“教阶制”概念的过程中，马克思才形成了将话语统治还原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唯物史观。具体而言，首先，在手稿H5a中批判法国人的历史编纂学受“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时，马克思最初是在与《神圣家族》同一层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即教阶制脱离现实，是虚幻的观念。其次，在手稿H5b中，马克思揭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成因，这被视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帕格尔强调，马克思此时的灵感正是来自施蒂纳对普遍观念统治的“教阶制”的批判。再次，马克思试图在手稿H5c中对施蒂纳进行阶级定位的过程，促成了他以意识形态为切入口分析德国的现实社会关系。根据德国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马克思发现很难将施蒂纳归入“先进”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行列，而小资产阶级恰好反映了施蒂纳理论背后的保守性和落后性。最后，马克思在手稿H11（“圣麦克斯”章）中明确对意识形态作出了规定：“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关于自己即关于人的观念，因此桑乔就以为，各种不同的观念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条件，这样一来，这些观念的制造商——思想家——就主宰了世界。”这就揭示出，意识形态是颠倒的观念，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的颠倒源于现实。舒曼认为，施蒂纳对“固定观念”的批判显示了他对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他对“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的批判就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激进性。对于施蒂纳而言，所有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将某些普遍性的因素置于具体个人的个体性之上，且这些意识形态都对利己主义进行了谴责。施蒂纳将意识形态批判理解为摆脱所谓人类“天职”的方法。通过这种批判，个人得以从外部强加的要求中摆脱出来，并为其自我发展扫清了障碍。第三，施蒂纳的理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提出具有启发意义。鲁道夫·赫希曾指出，虽然他并未贬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地位，但马克思确实未能成功地在“圣麦克斯”章中完成对施蒂纳原则的批判，反而施蒂纳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艾斯巴赫也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三个主要问题（即主体性问题、政治权力问题和历史必然性问题）出发来反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具体而言，赫希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完整地否定了任何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和从政治权力批判出发完成社会革命的可行性，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了唯物史观。与之对应，施蒂纳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最坚决地主张了“我”的主权，反对将政治权力作为束缚个人的独立力量，从而创立了反对将历史使命置于个人之上的学说。艾斯巴赫指出，施蒂纳对形而上学从哲学批判到语言批判的激进化使唯物主义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他认为，施蒂纳的唯物主义是“自我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des Selbst），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关系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der Verhältnisse）。他试图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唯物主义模式关涉到对苦难和压迫根源的不同理解，即压迫是源自制度的暴力还是社会关系的颠倒。艾斯巴赫还追溯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小资产阶级定理”的起源，认为将施蒂纳简化为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代表妨碍了对其思想的进一步完整理解。与之相反，安德烈亚斯·阿恩特通过回顾马克思从思辨哲学批判到实证和经验主义研究的转换历程指出，施蒂纳更多是加速了马克思的这一转换过程、而不是促使这一过程发生的根本原因。阿恩特指出，施蒂纳从自我意识哲学中得出了最激进的结论，并以此将黑格尔哲学批判推向顶点，最终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告别了哲学，实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话语中哲学实现自身的目标。施蒂纳的荒诞之处在于他拒斥任何概念思维和客观的中介，而转向自我的直接性。在这个意义上，施蒂纳的“唯一者”从哲学角度揭示了只对思辨进行片面批判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批判无意中暴露了施蒂纳批判本身的思辨前提。
五、结 语
德国学界在研究施蒂纳本人的思想及其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限于主题和篇幅限制，本文只选取了与马克思思想研究相关的部分主题。关于施蒂纳的后世影响，如其在无政府主义、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现代思想图谱中的位置，需另作分析。
对于如何具体回应和辨析时下的“施蒂纳冲击”，笔者认为首先需要深化对施蒂纳本人思想的研究。相较于国外，国内的施蒂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更多以马克思的批判来审视施蒂纳，并未摆脱拉斯卡所谓“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注脚”的研究方式。同时，目前国内对施蒂纳的研究更多倚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中译本，而要完整呈现施蒂纳的思想发展，还必须联系其毕业论文、报刊评论文章、政治经济学译作进行解读。其次，需要深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的解读。科尔纽、梅林等马克思传记作者都否认“圣麦克斯”章的价值，也否认施蒂纳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但是，从终结德国古典哲学、寻求人的自由与解放、讨论未来社会发展等方面厘清马克思恩格斯与施蒂纳的思想关联，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可以预见，在利用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版的最新文献学成果、整合国内外学界关于“费尔巴哈”章的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圣麦克斯”章与“费尔巴哈”章在文献学和理论方面的联系，是进一步辨析与回应“施蒂纳冲击”、深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方向。
编辑：吴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