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坚：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罗尔斯_出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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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志坚：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罗尔斯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罗尔斯

汪志坚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用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对罗尔斯的政治思想作全面分析和批判的专著。

本书以“自由主义在回应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这一思想史线索切入展开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细致考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资本论》中将传统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此后一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建构都致力于回应马克思的批判。有别于诺奇克、哈耶克、波普尔和弗里德曼等人政治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性在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在社会正义议题上的延续，积极地借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意见，可以这么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之后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

罗尔斯的思想被认为与马克思具有某些相近性，他本人亦曾参考马克思的著述，由此有必要厘清、呈现二者之间的复杂思想渊源，以深入透视罗尔斯未被普遍了解的思想特点。

作者简介

汪志坚，北京大学哲学博士，2017年至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康德实践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迄今已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罗尔斯正义论代表了马克思之后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

文 / 汪志坚本文节选自《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罗尔斯》导言

二战之后，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社会调查和实验方法取代哲学思辨，成为政治领域研究的科学方法，对政治领域做规范性研究的传统政治哲学日趋式微。在这种状况下，罗尔斯凭借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可以说以一己之力复兴了政治哲学这门学科。此后各种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想流派几乎都是通过批评或者发展罗尔斯的政治思想得以立足。正如诺奇克所言：“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诺奇克这话是对西方政治哲学学者说的，而中国政治哲学学人的理论关切则与西方学者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在中国做政治哲学，不管你研究的是什么问题，持有的是何种立场，你都会不由自主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将其与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做比较。对罗尔斯的研究也不例外。

本书就是应这种需求而写的，它用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对罗尔斯的政治思想作全面分析和批判。西方学者不可能为我们做这件事情，马克思的思想不构成他们的理论预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抱负是有限的，它的预期读者主要是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者。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与基于西方语境问题意识解读罗尔斯的著作相比，本书期待会引起中国读者特别的兴趣。作为长期浸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中国读者，如果你认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同时又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感兴趣，本书的价值自不待言。即便你对用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罗尔斯仍心存疑虑，你也一定想知道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罗尔斯会呈现何种面貌，从而确证或打消你原来的疑虑。因而本书对你仍然有用，它可以为你提供一个检验你的已有信念是否可信的试剂。

本书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出于我国政治思想特殊状况这一地域化考虑，更是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在回应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这一思想史线索。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资本论》等作品中将传统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此后一个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建构都致力于回应马克思的批判，对马克思的回应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之后自由主义的理论面貌。例如在哈耶克、波普尔和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我们都能时时看到马克思的影响，尽管在多数语境中，这种影响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呈现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西方自由主义在社会正义议题上的延续，代表了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的最新发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加以批判性考察认真对待了以下事实：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之后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

再者，相较于马克思之后的其他自由主义理论家，罗尔斯又特别重视从政治思想史中吸取养分，这其中就包括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消化和吸收。除在《正义论》和《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等作品中多处提到马克思之外，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还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作为一个专题来评介。虽然罗尔斯力求客观中立，但他在评介马克思时关注的方面，显然又不能不受到他自己的正义思想的影响。罗尔斯在“马克思讲座”开始不久就罗列了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要点，并论证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成功克服了马克思的批判。这表明以下两点：第一，罗尔斯认为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自由主义若要站立得住，必须相应而变；第二，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时，自觉吸取了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评意见。罗尔斯对其正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讨论又成为一个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加以考察的课题。我们不禁要问：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否真像罗尔斯说的那样，克服了马克思指出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缺陷？由此，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考察，无论对于准确把握罗尔斯正义理论建构的动机，还是深入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容，都具有重要意义。理解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这一批判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关系，构成深入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前提。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本书各章的内容。

第一章论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的一个阐释视角，而是适应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在回应马克思中发展”这一政治思想史线索。由于马克思没有系统讨论过社会正义问题，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研究通常用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方法和框架试图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拷问”出一个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一解读方法难以为马克思和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关系提供一幅完整图景。事实上，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自形成之初就受到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塑造性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马克思对个人天赋作为“天然特权”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权利虚假性的批判，构成罗尔斯和诺奇克构建分配正义理论时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对马克思相关论点的不同反应，既是罗尔斯和诺奇克之间分歧的一种反映，也是促成他们之间分歧的一个诱因。随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将关切点转到社会正义议题，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导致当代自由主义内部分裂的持续压力。

第二章探讨罗尔斯和康德的思想关联。马克思自己在青年时期也曾是个康德主义者，从一种先天的规范性原则出发批判社会现实，他后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否定从道德观念出发批判社会现实，可以看作对自己“康德时期”观点的修正。从思想传记的角度看，对康德哲学的反思塑造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形成、转向和终局。学界对罗尔斯和康德思想渊源论题主要有“貌合神离说”和“近而远之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罗尔斯前期对其正义理论的康德式阐释是基于对康德的误读，后者认为罗尔斯后期政治理论致力于疏离康德学说。借鉴学界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新近研究会发现，“貌合神离说”误解了康德的道德心理学，而“近而远之说”则误解了康德法权论与其伦理学的关系。澄清这些误解之后会发现，罗尔斯和康德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渐近关系，即“行合趋同”。鉴于罗尔斯和康德思想的以上亲缘关系，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观点出发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加以批判顺理成章。

英语学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和罗尔斯进行比较研究，第三、四两章对他们的工作做了一些评介。这一评介并不构成详尽的文献综述，我只是在我有所洞见的点上加以阐发。

第三章探讨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佩弗提出，后被罗尔斯采纳的关于增加一个基本需求原则的建议。后期罗尔斯（从《政治自由主义》开始）在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之外，还提出了一个基本需求原则，并将这一原则置于比两个正义原则更为优先的位置。问题在于，罗尔斯假定正义原则只用于调节能够进行充分社会合作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此预设之下，新引入的基本需求原则并不能与两个正义原则形成有机整体，差别原则将对基本需求原则产生排斥反应。这一问题并非不可解决。一方面，基本需求原则若要有意义，罗尔斯就需要修正他关于正义原则适用对象的假设；另一方面，一旦罗尔斯将基本需求原则和差别原则运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基本需求原则的引入将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更具包容性。

第四章打包处理近十多年来西方一些左翼学者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政治思想的尝试。《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视作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所发展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有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难以取得成功。

第五、六、七章是全书的重心所在，这几章从马克思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罗尔斯前后期政治思想作了全面分析和评价。第五章讨论罗尔斯正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实现罗尔斯正义原则”这一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正义论》观点上的模棱两可已经在学界引起很多讨论，借鉴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罗尔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缄默。同时，马克思关于自由主义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复杂关系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洞见罗尔斯在后期著作中的两个相悖的转向路标：一方面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谋求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合拍，能够得到现有各种合理整全性学说拥护的规范性原则；另一方面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将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斥为不正义，并要求对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制进行激进变革。

第六章从唯物史观视角解析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在其理论建构中吸纳了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所作的批评，这就使他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扑朔迷离。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会发现：罗尔斯从西方社会公共政治文化中的理念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内部批评，暗中倚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但马克思又不会赞同罗尔斯的批评进路；罗尔斯虽然将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看作实现社会正义的关键步骤，但由于将分配正义的观念，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认作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而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第七章从马克思意识形态分析的视角对罗尔斯后期“政治转向”作全新阐释。罗尔斯“政治转向”的初衷是为解决内在于《正义论》稳定性论证的一个问题，但它似乎带来了更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难题和政治合法性标准的设定难题。对罗尔斯“政治转向”的已有解读忽视了罗尔斯“政治转向”和西方社会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深层次关联，无法对以上难题提供解答。借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可以洞察到：重叠共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价值和生活观念都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塑；自由主义政治合法性原则在经济分配方面要求，并且只要求社会最低额，是新自由主义转向后西方社会公共政治文化在政治理论上的表达。

第八、九两章处理两个边缘性问题。第八章讨论罗尔斯引进无知之幕的理由和马克思反驳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理由的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无知之幕”是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的重要设置。罗尔斯在不同地方给出过引进无知之幕的两种理由：一是为了实现契约内容的一致性；二是为了避免道德不应得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然而，以上两种理由都有各自的不足。罗尔斯的相关论述暗示了引进无知之幕的第三种理由：从原初状态中要选出的是完全正义的原则，但人们的身份信息都受到现有的有缺陷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只有引进无知之幕遮蔽这些信息，才能得到理想的正义理论。罗尔斯引进无知之幕的理由和马克思反驳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理由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源于将社会基本结构或社会制度作为评判社会正义与否的对象。

第九章讨论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对马克思的一个批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由个人天赋差别引起的劳动者分得消费资料的差别说成是一种“缺陷”。罗尔斯在其《政治哲学史讲义》中质疑马克思没有采取类似“差别原则”的原则来克服这一缺陷。这一质疑反映出罗尔斯对马克思处理影响生活的“偶然”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忽视。这一方法暗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的历史性的论述之中。以马克思的观点为背景，可以反观到罗尔斯从道德直觉出发处理运气方式的不足。

第一章以罗尔斯和诺奇克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不同接受考察马克思在当代西方正义理论中的“在场”，出于完整性考虑，我在“附录”中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批判了诺奇克的“资格理论”。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以其对资本主义市场分配正义性的辩护，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诺奇克清醒地认识到其论点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直接对立。从马克思相关理论出发，可以论证如下观点：第一，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产生的收入分配并不具有诺奇克所说的“非模式化”特征，而是会产生积累与贫困的两极分化；第二，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普遍财产权利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诺奇克从自由至上主义权利出发证成资本主义市场交换是一种循环论证，缺乏效力；第三，诺奇克忽视了马克思对小商品生产者的自愿交换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愿交换所做的区分，这才得出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不涉及侵占劳动的错误观点。

网站编辑：李鑫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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